1968年革命夺取文化领导权.doc

1968年革命：夺取文化领导权 1968年革命是一场旨在摧毁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中的传统等级制的民主革命，使那些遭到贬斥的亚文化和与传统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变得名正言顺。它通过悬搁价值判断，使任何一种此前被认为是歪门邪道甚至大逆不道的文化或生活方式获得了合法性。 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书中说，把1968年爆发的这场革命放在资产阶级的整个革命进程中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这场革命表面上看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反对他们的父辈老资产阶级，而其客观结果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帮助他们的父辈从贵族手中夺回了本属于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资产阶级的第一次革命是工业革命，目标是夺取经济霸权，第二次革命是政治革命，目标是夺取政权，而第三次革命是文化和生活方式革命，目标是夺取文化领导权。 资产阶级虽然在18、19世纪成功地取代了贵族阶级，但贵族阶级的阴魂并没有消散，而是以文化、生活方式的形式存在于资产阶级的人格之中，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仍然掌握在贵族手中。这是贵族们的努力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主动拥抱的结果。 贵族在日益失去其经济和政治权势的大势中，认识到他们若不想以没落阶级的身份在历史上消失，就必须转而求助别的资源，利用他们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优势，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把英国社会划分成贵族、中产阶级和大众三个阶级，分别是野蛮人、非利斯人和群氓，野蛮人高雅而无心智，非利斯人有心智但不高雅，群氓则既无心智又不高雅。他认为中产阶级是没有文化教养的庸俗的人，不足以承担文化领导之责。 老资产阶级通过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改变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但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则墨守成规，继承了贵族的东西。资产阶级身上隐藏着贵族阶级的形象，它以高级文化的形式存在，暗中左右资产阶级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评价，并在有关文化、道德和生活方式的问题上贬低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要附庸风雅，出国旅行，参观国家公园和历史名胜，上电影院，光临博物馆、听音乐会，购买用于摆设的精美画册，更富裕的人则大肆购买画作，逼迫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一夜成名，不那么富裕的则购买复制品。业余爱好者在家里笨手笨脚地弄弄艺术。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激进派，但并不妨碍他们是道德和文化趣味上的保守派，恐惧文化领域激进的实验主义的个人主义。”没有哪个阶级对待艺术像资产阶级那样谦卑。它认为自己是外行，不仅对伟大传统顶礼膜拜，对现代主义或先锋派艺术也诚惶诚恐。“资产阶级的尴尬在于，假如它不去了解艺术上的事，就会被认为是粗俗的，而如果它试图去了解艺术上的事，则会被认为是可笑的。文化领导权的旁落，使资产阶级手足无措，而贵族则获得了美学方面的优势。” 到了资产阶级的孩子们这一代，他们要改变这种情形，发动资产阶级的第三次革命。中下层阶级的子弟考虑到大学毕业后的就业，选择的都是技术性较强的理工科专业，对大学教育并不特别反感。而上层中产阶级子弟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和完整的生活，把技术看成枯燥、单调、异化的职业，所以会选择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社会学、法律等专业。也只有衣食无忧的他们有条件选择就读那些无实际功用的人文学科。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些专业的压迫性。在这些专业里，传统等级制表现得更明显。教授们认为中产阶级大学生热爱的当代实验艺术和黑人艺术是一堆垃圾。“为什么莎士比亚这个死了三百多年的英国佬竟如此重要，足以把美国当代电影、流行歌曲全都挡在门外？”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对高雅文化的反对表现在，60年代的学生非常轻视甚至鄙视图书馆，把它视为某种沉重的历史记忆或者维护既定体制的传统知识堡垒。造反的大学生对图书馆里贮存的文化的性质具有直觉般的敏感，在他们眼中，那无非是旧时代的记忆贮存，是旧制度下的等级制的象征形式，与民主时代的自由精神格格不入。在60年代造反运动最激烈的时刻，大学生甚至想放火烧掉图书馆。 60年代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一次继续革命，一次针对自我内部的他者的革命，为资产阶级夺回了旁落已久的文化领导权，它摧毁了一切专横的价值权威，摧毁了贵族阶级设置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各种非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和道德障碍，大大拓展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空间，全面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克服了资产阶级人格中的他性，使得它不再是一个带有犯罪感的、严肃而抑郁的、总是心神不宁的阶级，而成了一个可以对一切对立力量发出道德和正义方面的指控的阶级，对反对它的运动的容忍反而证明了它的强大。 60年代革命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主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对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禁欲主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反击。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以左派的名义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并充分享受着革命的成果——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老资产阶级所拥抱的贵族文化不是其阶级属性应该拥有的文化，他们的孩子们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