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保密故事、继承优良传统——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无线电通信领域的保密斗争.docxVIP

讲好保密故事、继承优良传统——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无线电通信领域的保密斗争 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革命战争，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同国民党反动集团展开的一场事关我国前途命运的总决战。在战火硝烟的背后，我军通过出色的保密工作，在无线电通信领域的较量中牢牢占据了主动权，不仅保障了中央军委对各部队便捷畅通的指挥，还通过侦听破译获取了敌军大量情报，在我军通信保密史上谱写了一段传奇。 机要电讯保密成为重中之重 解放战争开始后，由于各解放区在地理位置上尚未连成一片，无线电通信成为党中央与各解放区、各部队进行通信联络的最重要手段。据统计，仅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在1946年就收到各地方、各部队拍发来的电报16万余份。为了保障党中央的顺畅指挥，从中央军委到旅以上野战部队，相继建立健全了机要电讯机构。中央军委有三局（通信局），野战军和大军区有机要处、通讯处，旅和军分区以上机关有机要科、机要室、机要股、通讯大队和电台队等，构成了强有力的机要电讯网。这个电讯网的形成，使联系更方便、指挥更畅通，对解放战争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通信手段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空中无线电波容易被敌人侦收、破译。因此，无线电通信的安全保密便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保密工作的重中之重。 全面内战爆发后，经过半年多的作战，人民解放军依托内线取得多场歼灭战的胜利，战斗力明显提高。国民党军在检讨军事失败原因时，认为主要是其不了解我军情况，因此，敌人开始加强情报侦察工作，特别是侧重于侦测空中的无线电波。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失败后，对我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妄图集中重兵以消灭我军主力和“捕捉中共首脑”。敌人利用接收日军和得到美军援助的无线电测向机，千方百计对我加强侦测，以判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战略区指挥机关的位置与行踪，用来引导空军飞机轰炸，指引地面部队追剿，对我威胁很大。 在西北战场，胡宗南依靠优势兵力占领延安后，却找不到我军主力和中共中央的去向，又得不到陕北群众的支持，只能依靠测向工作。敌人在西安设立测向第二工作队，下辖延安、太原、郑州、清涧4个分台，以测定我之位置。这些测向台每天上午8点和晚上11点两次向胡宗南汇报获得的情报，作为其指挥决策的重要依据。1947年10月，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进驻子洲县马蹄沟村的第二天下午，领导同志正在开会，突然敌机来袭，往村子里投弹轰炸，弹着点落在彭德怀司令员的住处和电台大院内，炸断了电台天线。不久，我军在清涧战斗中俘虏了敌人的测向台台长，据其交代，我军第3纵队由晋绥到陕北作战以来，每天的行军路线、所到的具体位置均被敌测获。而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遭到空袭，也是因为敌测向台发现马蹄沟一带电台活动频繁，判断是我高级指挥机关驻地，便派飞机轰炸。同时，我华东野战军总部电台曾被敌侦测判定，指挥机关屡遭敌机轰炸。我党在北平一个重要的地下情报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 此外，我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也存在一些疏漏。部分人员主观思想上缺乏保密意识，对敌麻痹。个别机要电讯人员违反工作纪律，利用电台随意进行谈话，使用明码联络，暴露了我军电台所属关系、位置，使我军的密码安全受到威胁。1947年9月颁发的《中央军委关于情报保密办法的几项补充规定》曾指出：国民党军方已经得到了我方电讯工作的秘密情报，比如电台的工作格式、密钥的使用和变化、电台的联络用语、领导人在电报上署名的特点等等。敌人还将这些情况印成小册子发至各战区，作为侦收破译我方电报、窃取机密和探察我方军事动向的参考材料。在看不见的无形战场上，国共双方无线电通信斗争已全面展开。 党中央统筹整顿电讯工作秩序 针对国民党军加紧侦测我电台位置、威胁我首脑机关的新情况，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调整党和军队保密工作重点，先后于1947年7月和10月组织召开两次通信保密工作会议，查找问题隐患，研究加强电台保密措施，整顿通信工作纪律。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我军的通信保密工作很快得到加强，迅速扭转了局部的被动。 一是召开小河机要电台保密工作会议。1947年7月24日至27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召集军委作战部二局、三局、中央机要局等单位的领导人，包括王诤、童小鹏、罗青长、吴冷西、范长江等同志，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机要电台保密工作的具体措施。会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通信工作与机要工作管理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电台保密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电报等级的规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改善中央与各地电台联络的指示》等4份文件，对密码的改进、机要人员的配备及培养、电报的使用及保密管理等作出了系统明确的规定。周恩来、任弼时还指示将会议内容整理成纪要。这是继194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天内连发4份关于整顿通信机要工作的文件后，又一次在一天之内连发4份关于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