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保密故事、继承优良传统——抗日烽火中的保密锄奸斗争.docxVIP

讲好保密故事、继承优良传统——抗日烽火中的保密锄奸斗争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捍卫自由独立的正义战争，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也是中华民族由灾难深重走向伟大胜利的历史转折点。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敌后，不但在硝烟弥漫的公开战场打败了一个个强大的敌人，而且在隐蔽战线开展了强有力的保密锄奸斗争，挫败了一个个顽劣的对手，保证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纯洁巩固，保卫了我军事秘密安全，为开创人民军队保密工作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 敌特间谍猖獗??我军保密工作面临严峻形势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艰苦卓绝的战争，而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面临的游击战争环境则更为险恶。侵华日军在以重兵扫荡我抗日根据地的同时，还派出大批间谍、汉奸潜入我抗日根据地刺探军情、偷窃文件，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在暗中活动，窃密与反窃密斗争异常激烈。 1939年6月8日，第十八集团军以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关于保守军事秘密》的训令，阐明了抗战开始以来保密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训令强调，日寇“一方面集中巨大兵力进行扫荡华北、进攻西北，另一方面则加紧其政治阴谋，收买训练大批汉奸、敌探、托派、小偷等，潜入我抗日根据地，甚至打入抗日军队进行侦探军情、偷窃文件以及其他阴谋活动，以配合其武装进攻”。敌人的窃密活动，不仅极大危害我军事秘密安全，也对我抗日游击战争的成败造成直接威胁。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组织了庞大的谍报网，建立了大量的谍报机构，如关东军情报部，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参谋部情报处、宪兵队、特高课以及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等，专门收集情报，刺探军情。日军为了培养和使用间谍，专门建立了一批间谍培训机构。当时，在北平有一所叫“密书学校”的日军间谍训练所，从日本侵略军中挑出的学员要进行为期3个月的严格训练，以掌握间谍技能。为打入八路军内部，他们设计了诸如“逃跑”“掉队”“轻伤”以及“共产主义者的自愿投诚”等方法；为获取我军情报，他们则训练这些间谍通过细致观察分析中共抗日武装情况，特别是通过与中共干部交谈获取其不经意间透露的秘密信息。此外，日军还发展了大量的中国籍间谍，潜伏在中共及抗日武装队伍中。 日军使用间谍，除了利用他们直接获取军事秘密外，还常常上演“伪装”的戏码，即选择合适的人伪装成坚定的中共党员，伺机建立一个伪中共党组织，吸引真正的中共党员加入，在不知不觉中扩大间谍网。青州日本宪兵分遣队就曾成功“策反”了一名中共党员成为间谍。1940年8月，以此人为中心在山东益都城内建立起一个伪中共党组织，四处活动，召集了不少抗日分子。一个多月后，中共益都县委书记误以为这个组织是真正的中共党组织，结果整个益都党组织都被暴露，损失严重。 此外，国民党特务机关也暗中向我内部渗透。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治异党活动办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随后拟定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提出》：“加强特务工作……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党组织”“策动沦陷区本党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1939年，军统在陕西汉中成立直属西北特联站（1943年改称西北特侦站），设立“汉中特训班”，先后训练200多名特务。这些特务都负有渗透、搜集情报、从事破坏、发展组织和暗杀任务。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说：“军统局过去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当成重点，戴笠也经常亲自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异常重视。” 日寇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窃密活动，对我军的敌后抗战特别是作战活动，构成了严重威胁。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况报告如《八路军总部关于晋北冀西游击战情况报告》（1937年12月20日）、《八路军总部关于河北山西等地区战斗情况报告》（1938年1月24日）等多次记载因汉奸告密造成我军事行动失利的事例。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防谍锄奸斗争成为坚持敌后抗战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中央统筹部署??大力开展防谍锄奸工作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是抗战期间我党我军开展锄奸斗争的基本原则。1937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的决定》，把锄奸工作归属于各级政治机关，作为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年10月，组织部的调查科改为锄奸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在总部、各师（旅）及军区成立锄奸局（后改为锄奸部，归各级政治部领导），团设特派员，政治部归并至锄奸局，锄奸局长由绝对忠实及有信仰的干部担任，以便加强党的领导。1938年，又在团以上机关由军政主官、政治部（处）主任和锄奸部（科、股）长组成锄奸委员会。这些重大决策和部署，从组织体制上保证了党对锄奸工作的绝对领导。 建立严格的法规制度和条令条例，是开展锄奸工作的必要保障。1938年10月，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