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生》的地方建构.docxVIP

论《有生》的 地方性特征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也是文学研究的经典话题。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赵树理的晋西南、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街、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些作家与特定地方的关系，已经积淀成人们耳熟 能详的文学常识。而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论，又有中原文化、海派文化、京派文化、齐鲁文化、江南文化、荆楚文化等概 念，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进路。“地方”一词在语义上并不自足，先天性地带有一种结构化的背景，即特殊的地方惟有在 某种普遍性的参照比照下才得以成立。近年来，在全球化愈发深入的时代情势下，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日渐消弭，地方 性叙事作品却层出不穷，而且在空间尺度上愈发精细，超出了已有的文化分类范畴的把握和解读能力。胡学文的新作《有 生》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例证。 事实上，胡学文的作品，基本都是以今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外地区为蓝本，《有生》也不例外。通过小说中的种 种方位提示，我们可以将《有生》的故事空间进一步定位在张北县附近。当然，文学作为虚构的话语，有着独立的自律 性，但是与现实之间鲜明的互文关系，也为解读文本提供了一个窗口。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有生》与中国北方或普遍 的乡土文化之间的关系①，但这种大尺度背景下的分析，在有所发现的同时，往往也会留下许多空白。必须成认，《有 生》铺陈了极具地方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土的种种细节，并用语言传达出特定的地方感，所建构的乃是一个“口外世界”。 因此，引入“口外”这一并不为人所习见的地域指称，将该地区的语言特性、自然和人文形态等作为解读文本的视角，无 疑可以更为细致、切近地揭示《有生》在美学和思想等方面的褶皱与幽微。 巴赫金认为：“在真正的小说中，每一个话语背后都觉得存在着一种社会性语言，连同它的内在逻辑和内在必然 性。”②而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段义孚看来：“人们感到他们生活在同一世界中，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用相同 的语言来表达同一件事。……言词建立了联系的纽带……不仅将人类个体联结起来，还将人与环境联结起来，这两种联 结对于人类生存是不可或缺的。③语言并非晶莹剔透的纯粹介质，反而蕴含着相当体量的自然和社会生活信息，不仅表 现着客体，同样也会为其所表现的客体性质影响塑造。因此，在进入语言组成的内容之前，我们首先可以从语言本身发 现一个世界。 《有生》所依托的地理空间，是地处由内蒙古高原向冀北山地过渡地带的张北高原，地形平坦^阔，气候寒冷、 干旱、多风沙，人口稀少，动植物群种结构也比拟简单。这里临近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地理文化的分界线——长城，又因 地处外长城的一系列关口如常峪口、青边口、张家口等以北，故得名“口外”。游牧族群和定居族群的交流融汇，赋予了 口外多元的文化基因，而长城沿线长期的惨烈战争，又几度将口外文化近乎彻底摧毁。直至清代建立，长城内外锋镐减 少，□外的历史才重新开始：北部的草原，被封给迁居于此的蒙古察哈尔部八旗作为驻牧地;靠近长城的南部地区，那么有 从口内各地“跑口外”的流人垦荒耕作，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大大小小的聚落。相对简单的自然物象，水平低下的生产生活， 让口外的语言在称名指物上显得简明质朴，甚至简陋，又因为缺乏外来的绵密高雅的精英文化浸染，□外的语言也没有 过分地理念化，保存了原生态的本土民间特质和与天地万物直接感通的经验特性。 胡学文有两种语言资源，其一就是上文所分析的、通行于口外地区、被称为“晋语-张呼片”的地方方言，这是他从 幼年开始就浸淫其中、堪称母语的口头语言，包含了本乡本土的故事、经验、趣味和观念淇二是通过阅读和学校教育所 习得的U头和书面的汉语普通话，联系着现代中国的几乎全部的信息和知识。他能动地调用着自己的语言凭借，通过特 定的语言策略和一系列的修辞细节，让小说形成了清新刚健、朴拙大气的总体风格，与口外的自然人文特点交相辉映。 对共同语/普通话与方言土语、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张力的仔细调和，是《有生》文学语言策略的核心要点。《有 生》的表达语言贴合着□外方言的特性。从句法结构上看，《有生》的文学语言并不繁复，多用短句，具有明显的口语 化特征。例如：“（在）（我）一筹莫展之际，花二娘（突然）登门。（她）是李富伯派来的。顺水推舟，（在）父亲遇 害百日后，我（只好）嫁给了大旺。（虽然）（按照）宋庄（的）规矩，婚丧不（能）同年。但（是）我等不及了。”④ 这一句群基本上由动宾结构的短句组成，而且违拗书面语的规范，尽可能地省略了介词、连接词、修饰词和局部主语， 向着口语的习惯靠拢，因而显得清朗俭省，别具美感。《有生》也选用了一些富有地方色彩的词汇，如“有个回娘家的和 他相跟了五公里”“不再驴马一样地受了”“剪子太笨”“她的心就盐杀了似的”中的动词，和一系列如“害害”“粘惹惹”“猫眼睛” 等地方博物知识系统中特定称谓，以及一些拟声词“傀儡”“妈妈”等。对其中较难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