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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分析 　　【摘要】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一直以来在政治文化比较分析中都有很多学者探讨过，本文从中西政治文化的法治观念、人性观念、基本思维模式以及政治权力格局四个方面来作比较，通过对这四方面的比较，以期在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分析中能够汲取到有益的东西。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比较 　　关于政治文化一词中西方学者的看法和界定存在一些差异，西方以阿尔蒙德为代表，他提出：“每一种政治系统都深入到具体的政治行动的特殊取向，这种特殊的取向模式就是该政治系统的政治文化，而从个人角度考察，政治文化则是个人对政治及其政治评估的主观取向。”后来阿尔蒙德又对政治文化作出进一步确定：“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1]中国学者对于政治文化一词的看法和界定概括起来主要是：“政治文化是一定阶级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下，特定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现实政治体系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评价的总合，它对人们的政治方向、方式、方法起导向和制约作用。”[2]因为文化观念和文化土壤的差异导致各自的政治文化不同，我们将具体的差异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中西政治文化法治观的差异、中西政治文化人性观差异、中西政治文化的基本思想差异、中西政治文化的政治权力格局差异。 　　一、中西政治文化中法治观比较 　　中国主要是人治色彩比较浓厚，而西方则是崇尚法治，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关于国家的治理方式和国家的治理形式上，中西方都存在很大差异。从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文化上来看，都是注重“人治”。在《荀子·君道篇第十二》中，“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我们可以看出，法固然很重要，但是法律的制定还是靠人来完成的，归根结底还是人治比法治重要。正是因為这种人治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之中一直没有出台过明确人民的权利和人民义务的法律，也没有正式界定过国家的具体性质，只有一部惩治犯罪的律法。 　　相比于中国的人治思想，西方的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就有提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虽然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于法治问题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看法来探析其基本内容。洛克认为法治的基本要求在于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进行统治，这些法律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把法治同民主共和国联系起来，，“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一—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西方的法治思想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盛行，并且为后世的西方法治传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中西政治文化中思维模式的比较 　　关于政治文化中思维模式方面中国古代主要强调中庸和谐，中庸思想是儒家提倡的处事原则和实践方法，中庸在儒家思想中处于最高道德标准，是君子的理想人格，也是待人处世的重要思想。在孔子看来，在治国之中要做到中庸是很难的，儒家强调中庸、中和的价值标准。关于中庸，主要就是说想问题，做事情要讲究适度原则，主张无过无不及，做事不偏激，不走极端。中，就是中道而行，中道就是不偏，不偏就是不走极端，中道就是人道，人道就是仁道，而仁是符合儒家思想中的人性善的观点，是符合人性的，既然是符合人性的就谁都不能违反就应该一直做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而“常”就是常有常村，所以就是“庸者，常也”。同时重要也讲究天人合一，天在上，地在下，人居于其中。天道、地道都是人做不到的。天生万物人做不到。地厚德载物人也做不到，而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与天地参”是天人合一，而圣人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正是因为中庸思想的影响，造就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不与人争强好胜，性格温和，善于谦让的品格，但是也造成了世故圆滑，明哲保身，做事小心谨慎，不随意出头的品格。 　　相对于中国的中庸政治思维，西方主要追求个性的发展，因为西方是从个人本位出发，比较崇尚个性，西方主要就是注重从小对孩子的个性的培养，在课堂之中也不像中国学生那样规规矩矩坐着听老师讲课，西方鼓励学生积极发言，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个性见解，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资方的创造性思维比较强，也正是因为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突出个性，才产生了很多敢于想像，富于创造的有名的思想大家。 　　三、中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治权力格局比较 　　中国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治权力主要是集权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