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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少数民族传统制陶工艺的传承与开发 　　摘要：制陶术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传统制陶工艺的研究是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族群文化及历史进程的重要方式。贵州省少数民族种类众多，至今还保留着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其中的传统陶器无论造型、装饰、色彩及工艺上都有着独特的地方民族特色。目前，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制陶工艺在传承机制和开发上尚有不足，并且多数濒临失传。因而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制陶工艺的传承与开发研究，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增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以及为中华民族发展史和陶瓷艺术发展史研究资料的补充都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贵州少数民族制陶工艺传承开发 　　中图分类号：j0-05文獻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8-0183-02 　　贵州省虽然地处山地，交通不便，文化相对封闭落后，但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生产和文化生活上相互交融，并受到中原汉文化缓慢的影响和渗透，因而形成了复杂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其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土陶作为贵州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物，因民族生境的复杂性和自然地理资源的不同而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一、国内外学者关于贵州少数民族传统制陶工艺研究概况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国外学者开始涉及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制陶研究，如日本学者冈田谦和尾邦高雄合著的《海南岛黎族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对黎族的传统手工艺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和记录。美国堪萨斯大学博士玛格丽特·卡尼在其201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willtherealwaysbeminyao”中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和地区的多样化创造了独特的陶瓷文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文德安博士，曾多次亲赴贵州、云南和新疆等省区，研究中国早期陶器生产方式，其学术论文“investigatingvariationinorganizationofceramicproduction：anethnoarchaeologicalstudyinguizhou，china”通过对贵州古陶历史进程中的演变调查进而展开对贵州民族生态学的研究。但总体来看，国外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陶艺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见，对贵州少数民族制陶工艺的研究更是十分稀少。 　　国内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制陶术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李仰松、汪宁生、宋兆麟、黄展岳、张季等学者曾先后对云贵高原地区的佤族、苗族、傣族等原始制陶展开了调查研究。[1]其中宋兆麟的《贵州舟溪苗族的快轮制陶技术》（《民族志资料汇编》第1期，贵州民族研究所，1986）是较早对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古陶进行研究的学术文章。另外，陆斌的《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制陶术调查与影像记录》也对贵州织金砂陶、黔西土陶有部分章节提及。杨俊、杨正勇合著的《贵州牙舟陶的文化价值及产业化历程》以布依族地区的牙舟陶作为研究对象;杨晓辉等人于2006年所著的《贵州民间美术传承与发展》的第三篇中对贵州牙舟陶、黄平泥哨、织金砂陶和雷山土陶分别有一定介绍。此外，一些地方志史中也有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制陶术的记载，如《苗族通史》《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轻纺工业志》《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志》《印江土家族简明读本》《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10卷乡镇企业志》等。 　　综合上述，以苗、侗、布依、土家等为代表的贵州世居少数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制陶历史。但从整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贵州少数民族制陶工艺的研究目前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存在着研究民族种类不足、研究内容不尽全面的状况。 　　二、贵州少数民族传统制陶的丰富内涵及传承、发展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土陶在艺术特点上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少数民族审美内涵，表现在造型上具有原始、粗犷的朴素美;工艺材料的本土化材质美以及传统手工烧制形成的风格美。如中国十大土陶之一的布依族牙舟陶，就因色彩浓郁，造型夸张古朴而驰名中外，特别是高温柴火烧制过程中，由于釉面和陶坯在高温和冷却下的膨胀系数的差异而产生独特的“冰裂纹”，并在“窑变”过程中产生不可预料的釉色效果而变为极富特色。这种以绿、黄、蓝为主要釉色的沉着色彩使牙舟陶呈现出具有青铜器般的古风格调，在原始的粗犷美中透露出典雅之气。再如贵州织金苗族砂陶，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陶泥是当地的黄胶泥、白泥与不同粗细颗粒的无烟煤粉灰按一定比例进行混合后，加水经人工踩练制成，拉坯成形入炉高温烧制，并在烧红后取出放入木屑上并用大砂锅盖住，由木屑烟熏而形成光洁黑亮的砂陶器，形成独特的材质美。[2] 　　另外，贵州黔西南州境内陶土蕴藏量丰富，有良好的粘性及可塑性，陶土色泽主要呈灰绿或灰白色，可以经受高达1600度的高温煅烧。主要分布在贞丰县的窑上村，兴义市的白碗窑村，安龙县的北乡等地。[3]其中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