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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可视形式的城市景观及其视觉传达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城市景观如何作为一种可视形式向接收者传达反映城市性格与本质的信息;随后概述东亚大都市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人口数量、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等复杂因素作用下，在受到当代消费主义观念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后所呈现出的奇异城市景观的“自下而上”的可视形式，列举并分析其中位于上海的三个典型案例，探究这些作为可视形式的特殊城市景观传递出的信息对进一步认识研究上海这一东亚大都市的意义。 　　关键词：视觉传达;可视形式;城市景观 　　中图分类号：j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4-0105-03 　　一、作为可视形式的城市景观 　　“视觉传达设计（visualcommunicationdesign）是透過可视形式以传达某种事物为目的的主动行为”[1]。视觉传达传递信息功能的突出表现以及设计行为的主动性使得大众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停留于二度空间自上而下的影像呈现。可是当对象上升到三维乃至更高维度空间的层面，视觉传达的概念是否还能在其中得以保存？这里以城市景观（三维空间）作为对象进行讨论。 　　“城市景观（cityscape），城市中由街道、广场、建筑物、园林绿化等形成的外观及气氛。城市景观是指景观功能在人类聚居环境中固有的和所创造的自然景观美，它可使城市具有自然景观艺术，使人们在城市生活中具有舒适感和愉快感”[2]。如今建筑远不仅是人类构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成为了构成现代城市天际线的主要元素。即使在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观念统治下社会经济模式造成世界城市格局同质化的今天，观察者仍然能够以俯瞰、仰视与识别平面信息的观察角度或观察方式，通过某一标志性建筑轻而易举地识别出其所在城市，这很显然是城市景观作为一种可视形式所能传达的最基本的一个信息。但是这与传统的视觉传达设计概念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这并不是一个主动行为。建筑师以其对于特定场所的思考来定义三维空间（建筑）、城市规划者由更宏观的角度组织不同元素互相之间的关系，这些行为构成了与传统视觉传达设计概念所共有的主动性特点。 　　《上海制造》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区分方法：自上而下的“设计”与自下而上的“非设计”[3]。也就是说，可以把城市景观中直接体现设计师意图的部分理解为自上而下的结果，而随着城市发展自然产生的、居民自发创造形成的部分理解为自下而上的结果。以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天际线的产生，可以发现其中设计师、规划者主动思考所带来的自上而下性，包括对于不同建筑造型之间的组织思考、土地利用的布局、经济发展计划的理解与预测等，而这些思想从相反角度也成了视觉元素（如城市天际线）所能传递给观察者进行分析再解读后所获得的信息。 　　然而这些远非城市景观作为可视形象所能传递的全部事物，仍然有大量存在于设计者思考以外的信息值得进行解读，而这些信息由“自下而上”的城市景观所传递。以上海市黄浦区宁波路400号为例，大众可以通过老宅造型上锋利的锐角元素解读出建筑师利用场地形态的思考，除此以外还能分析上海独特的城市地块细分特点、细分特点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土地所有制对地块所产生的异化影响等大量人为主动控制范畴以外的内容，不难发现这些自下而上的内容更便于大众从文化、经济、社会制度的宏观角度接近一座城市的本质，后文将详述这一案例与观点。 　　二、“消费社会”语境下城市景观的地域差异性 　　探讨城市景观的地域差异性，首先需要从对“城市”这一概念的理解入手。 　　“城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不同国家对城市的标准也不同，以下列举几例，丹麦的城市人口下限为250人;加拿大的城市人口下限为1000人;德国的城市人口下限为2000人;印度的城市人口下限为5000人;马来西亚的城市人口下限为10000人”[4]。以上的事例仅仅以人口作为衡量标准，已能从中读取出不同人口总量、人口密度、经济发展程度、大洲的国家对于城市定义的解读：亚洲相对于欧洲与北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相对于人口密度较低地区的城市人口下限更高，而当这些数据反映到各自城市的构建时也带来了迥然不同的城市风貌，“相比起传统的欧洲城镇，表面上秩序混乱的亚洲都会其实内含各种民间的逻辑与智慧，创作出另类的都市空间与功能”[3]。 　　如今许多亚洲都会人口十分稠密，而经济发展相对欧洲城市而言比较滞后，有限的空间与经济资源催发了许多城市居民自发对空间与功能进行创造，如大规模的顶楼加建、室内空间再分割等，由此赋予了这些城市极端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及亲密性。近年来这些亚洲城市的经济高速发展（尤其以东京、上海、香港、台北、首尔等东亚大都市为首），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