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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中的精神自由 　　中国古代有着源远流长的“隐逸”文化传统，在先秦儒家那里，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道家则主张清净无为，一切顺应自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于私。”（《庄子·应帝王》）。这里的“游心”就是使自己的精神处于淡然无为的状态，顺其自然，是一种由遮蔽走向澄明的过程，也是一种真正的精神自由。 　　苏轼谪居黄州，道家消极遁世的处世哲学渐渐在他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他在给苏辙的信中曾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予以事系御史台狱……》）初到黄州，诗人心灵沉浸在“乌台诗案”的阴影之中，也发出过像“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之类的牢骚。为了抚慰心灵的创伤，苏轼把目光转向了自然山水。 　　诗人初到黄州，寓居在黄州东南的定惠院，这里环境幽雅，“绕舍皆茂林修竹，荒地蒲苇。春夏之交，鸣鸟百族。”诗人顿生隐逸之心，“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这正是生态世界对诗人心灵的感染与同化作用。月下赏花，诗人颇有感慨“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驚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次韵前篇》）苏轼善于体物，随物赋形，此时海棠在诗人眼前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姿态：“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满山总粗俗。”诗人不禁联想到“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隐逸生活是寂寞的，但诗人得以走进郊野，漫步林间，获得精神自由驰骋的空间，感受到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 　　黄州山水景物重新焕发了诗人对生命的热爱之情，成为诗人作品中令人深深陶醉的自然造化。例如《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这首词：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词前有小序，作者自云：“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尘世也。”大自然是人类永远的母亲，苏轼真正把自己融进山水自然景物之中，借婉如仙境般的青山绿水，了却心头的忧愁，真正与大自然建立了一种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 　　“精神家园”一词源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神圣实在”，它指能够为人们提供最终精神皈依的理念。苏轼谪居黄州，生存环境使他得以亲近自然山水，聆听自然万物生命的律动，从而思考人生、社会及宇宙的规律。自然对人类心智的启发莫过于她的“无言之教”，庄子有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诗人饱尝人生况味之后，内在的情感生活已经与大自然形成了共鸣与统一，诗人通过山水诗词的吟赏，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心灵的生态家园。 　　苏轼谪居黄州，仕途上遭遇不幸，却得以更深入地思考社会人生，参悟世态人情。“遣子穷愁有天意，吴中山水要清诗。”（《和晁同年九日见寄》），用乐天知命的达观心态面对人生的潮起潮落，“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然而苏轼性爱丘山，寄意林泉，山水自然中寻找人生的“乐”与“适”，形成一种诗意化的生存方式。于是，黄州山水景物在他的诗心妙笔下呈现出别样的姿态。我们试来分析下面一组诗： 　　《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 　　其一 　　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殷勤木芍药，独自殿余春。 　　其二 　　高亭废已久，下有种鱼塘。暮色千山入，春风百草香。市桥人寂寂，古寺竹苍苍。鹳鹤来何处，号鸣满夕阳。 　　雨过天晴，诗人独自漫步郊野，来到四望亭下的鱼池，后又登上东冈。诗人仰观俯察，自然景物纳入心胸，诗句中处处显示出诗人“民胞物与”的情怀。诗人在鱼池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中，看到了聚拢漂浮在湖面的浮萍，联想到美丽的海棠，成熟的青梅;那含苞待放的木芍药独自点缀着这生意盎然的春光，而周围的阵阵蛙鸣声又为这诗意的画面增添了勃勃生机。诗人返程途中路过乾明寺前的山岗，登高远望，心旷神怡，“暮色千山入，春风百草香”，山下的古寺里青竹苍翠，在夕阳的余晖中迎风摇曳;夕阳西下，鹳鹤纷纷归巢，号鸣声在幽深的山谷中回荡着。诗人仿佛已化为这自然造化中的一个“生态因子”，感受着自然生生不息的律动。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诗人躬耕东坡期间，悉心体验自然生态之美，实现了自我精神世界“诗意地栖居”。试看《东坡八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