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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平话双宾句初探 　　摘要：从语义角度来看，可将桂北平话双宾句划分为给予类、取得类和其他类三类。从语序模式来看，可将它划分为“v+io+do”模式、“v+do+io”模式和“v+do+p+io”模式。桂北平话双宾句的语义类型与语序模式之间有强烈的选择倾向性，给予类双宾句倾向于使用“v+do+io”模式和“v+do+p+io”模式，取得类倾向于使用“v+io+do”模式。也就是说，在双宾句中当动词是给予义时，施事先接近客体;当动词是取得义时，施事先接近受事。这也符合照认知语言学的“观念距离象似性”原则。 　　关键词：桂北平话;双宾句;语序;认知语言学 　　一、双宾句研究概述 　　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内汉语学者就双宾结构展开了讨论，到二十世纪初，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古川裕（1997）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了双宾句的认知结构，他指出，双宾句的核心结构是现象句，从主语来讲，“给予”就是消失了一个东西，“夺取”就是得到一个东西，因此，“给予”和“夺取”是一回事的两种不同的描写方法。张伯江（1999）从构式语法的角度，论述了双宾结构的构式义与汉语双及物式的引申机制，并且阐释了双宾句的原型。自此之后，讨论双宾句的论著基本上都会涉及到原型问题。刘丹青（2001）把汉语语法学界对双宾句的讨论推向了高潮，他从类型学的角度对双宾句进行考察，广泛运用了吴语、江淮官话、徽语、粤语等方言的语言材料，扩大了双宾句研究的视野和可资利用的语料。他不仅描述了双宾句的外在结构形式，而且运用国外语言学理论解释结构形式的深层动因。李永（2003）尝试从配价语法理论的框架下来探讨汉语的双宾结构，他认为，双宾句的本质就是动词的双宾结构受制于动词的配价结构，核心动词在不同的句法层次上支配数目不等的名词性配价成分。 　　与此同时，学者们发现一些新的语言学理论也能够适用于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刘乾先（1982）从古汉语中有歧义的双宾句结构入手，确立了区分古汉语中双宾结构和动宾结构的方法。他指出，分析古代汉语双宾句不能根据翻译去解释原句的结构，必须要忠实于原文。唐钰明（1994）、萧红（1999）、时兵（2002）、邝永辉（2011）等都对古代汉语双宾句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些研究成果让学界对双宾句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演变趋势有了更加清楚地认识，使我们能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平面对双宾句进行考察和把握。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角度去探讨双宾句现象。徐烈炯、贝罗贝（1997）對粤语的双宾结构进行了探讨，从多种角度来解释粤语双宾句的形成动因。汪国胜（2000）对大冶方言双宾句进行了深入研究，引起了学界对汉语方言中双宾语现象的关注。陈淑梅（2001）基于从汉语方言活语言中掌握的第一手语料，对汉语方言里一种带虚词的特殊双宾句式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汪化国（2003）对黄冈方言中的类双宾句进行了探讨，孙叶林（2004）对邵阳方言双宾句的研究也十分突出，既忠实于语料又进行了理论阐述。林素娥（2006）运用了大量的湘语和吴语的方言材料，对湘语和吴语的双宾句类型及语序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南方方言做了类型学的分析。还有一些学者对随州方言、长沙方言、西宁方言、安陆方言、光山方言、惠安方言中的双宾语现象进行了切实有效的探讨。 　　总起来看，与古代汉语双宾句的研究、汉语普通话的双宾句研究相比，汉语方言的双宾句研究还有一定欠缺。一方面是在学界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度，另一方面是在研究的覆盖面上仍不够广泛。到目前为止，自成体系的汉语方言双宾句研究成果较为匮乏，已有的研究论著还没有覆盖到所有的汉语方言区。有鉴于此，笔者对桂北平话的双宾句进行探讨，主要目的是为汉语方言双宾句的研究扩充材料，同时也希望有更多同仁来关注、研究桂北平话。 　　二、桂北平话双宾句语义类型 　　关于平话的范围及归类等问题，学界至今未有定论。《广西的汉语方言（稿）》（1985）曾对平话有所介绍：“平话是广西汉语第四大方言，使用人口二百多万，平话比较集中分布在交通要道附近。从桂林以北的灵川向南，沿铁路到南宁形成主轴线，柳州以下为南段，鹿寨以上为北段，南北两片差别相当大。”本文的“桂北平话”指的是《广西的汉语方言（稿）》中“平话北段”范围内的方言。从语义角度来看，可以将桂北平话中的双宾句划分为给予类、取得类和其他类三类。 　　（一）给予类双宾句 　　给予类双宾句是指主要动词包含“给予”义的双宾句。所谓“给予”，是指授与者主动将自己的所有之物转移给接受者。这个过程包含了三个题元：与事、客体、受事，缺一不可，能进入这个结构的动词，只能是三价动词。在双宾语中，由“给予”义动词构成的双宾句颇具典型性。在桂北平话中，“给予”类双宾句常用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