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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的认知迭代与中国实践 　　摘要：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是协调生态发展权和生态资源重新配置的经济手段，是实现生态公平的重要机制，是解决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中国式难题”的重要途径。在基于命令—控制型、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政策的选配中，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越来越受到青睐。我国在“用水、用能、排污、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排污费、税与补贴制度，绿色金融等方面构建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市场化政策体系。未来，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利用市场机制调整有关各方的利益关系，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生态环境治理;中国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5-0097-07 　　一、新时代“中国式难题”与循因施策 　　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国经济总量从1990年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6%提升到2017年的15.4%，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0087美元，成为了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纵然是最乐观的预言家也为中国取得如此骄人的“奇迹”感到惊讶。 　　然而，中国经济社会成就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环境基础上的，在财富不断积累的同时，仍有一些“中国式难题”亟待解决。长期以来依靠要素驱动的粗放型、低效率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使得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 　　中国全方位的严重环境污染不但体现在污染源上（工业污染、生活污染等），也体现在被污染对象上（空气、地表水、地下水等），还体现在区域范围上（城市、乡村、陆地、海洋等）。根据耶鲁大学的相关测算，在2018年环境绩效指数的排名中，中国epi得分仅为50.74，在所有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20名，中国2006年-2018年间的环境绩效指数排名处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后列，而空气质量更是排名靠后，2018年得分仅为14.39，较十年前下降了15%（yalecenterforenvironmentallawpolicy，2018）[1]。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城市空气質量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只有9个城市空气质量进入前100个达标城市行列。中国城市地区空气中so2及粉尘含量是全世界最高的，pm10含量是60微克/立方米（世界平均含量为43微克/立方米）。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也是现阶段中国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之一。 　　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形势向粗放的发展方式亮起了红灯，中国环境污染成本占gdp的比例高达8%-10%，而且环境污染严重危害了居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社会健康成本大幅增加，中国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失高达gdp的4.8%。吕铃钥和李洪远（2016）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pm10污染所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总额为1399.3（1237.1-1553.1）亿元，相当于2013年该地区生产总值的2.26%（1.99%-2.50%），pm2.5污染引起的健康经济损失总量达1342.9（1068.5-1598.2）亿元，占2013年该地区生产总值的2.16%（1.72%-2.58%）[2]。而且“雾霾仍在延续，雾霾一次又一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雾霾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3]水质的下降导致中国消化系统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攀升，2000年-2011年，男性癌症发病率保持稳定（+0.2%，p=0.1），女性癌症发病率显著增加（+2.2%，p0.05）（陈万青等，2016）[4]，癌症死亡人数在近年来也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胃癌和肝癌已经分别称为中国第四和第六大致死原因（ebenstein，2012）[5]。由环境污染所导致的恶果，已经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公共健康和日常活动。 　　人类福祉与自然资源管理之间的密切联系需要更好的政策和手段来实现可持续的治理。促进环境质量改善是“十三五”时期实现绿色发展和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党和国家不仅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提高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而且制定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节能减排计划，并提出“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在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将保护环境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并首次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将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确立为“十三五”时期的重要发展理念，不断推动国家环境政策革新，构建现代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