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中的被害人因素.docxVIP

诈骗罪中的被害人因素 　　【摘要】被害人教义学是在吸收了犯罪学中被害人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其主张以保护可能性和需保护性两项原则作为不法体系的判断标准。在诈骗犯罪的特殊案件情形下，被害人教义学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其全面运用还应保持审慎理性的态度。 　　【关键词】被害人教义学诈骗罪保护可能性需保护性 　　当今社会，各种诈骗犯罪不仅多发易发，而且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广泛涉入到社会生活、市场、投资等领域。从刑事政策上讲，必须要严厉打击各种诈骗类犯罪以保障法益。但是，严厉打击诈骗犯罪并不能放宽诈骗罪的认定条件，相反的，在一些诈骗行为的场合，有学者主张对其认定做限制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条文虽然没有明确地规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学界普遍认为被害人陷入或维持认识错误是一个成立诈骗罪的必需条件，是连接行为人欺骗行为与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关键节点。所以在诈骗罪中，如果被害人识破了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但是基于同情怜悯等其他原因处分财产的，不认定为诈骗既遂。近些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案例，如“拙劣骗术型”的“冒充孙中山诈骗案”，以及被害人对对行为人声称的诈骗事项已经有所怀疑，但依然继续处分财产的情况，如“假冒华南虎案”以及“吴英集资诈骗案”等案件，对于上述两类案件能否认定行为人诈骗罪既遂，并没有引起重视。对此，司法机关的做法是一律将其认定为诈骗罪（集资诈骗罪）既遂，似有些值得商榷。这种做法并没有对诈骗罪的各个构成要件进行详尽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被害人因素的考察。而德国刑法理论中的被害人教义学其主张依据行为人与被害人共同责任和互动关系理论，在不法的判断上加入对被害人作用的考察，从而排除行为人的可罚性。将被害人教义学应用于诈骗罪的场合能否解决前述特殊案件，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二、被害人教义学的基本原理 　　从犯罪学中的被害人研究到被害人学的形成，再到刑法学中被害人教义学的确立，经过理论与实践的反复作用，被害人概念实现了从犯罪学到刑法学的角色转换。[1]在德国，被害人学的研究发展始于1947年孟德逊（benjaminmendelsohn）发表的《新的生物、心理、社会领域：被害人学》演讲，其在该演讲中首创“被害人学”一词，提出了被害人本身是很多犯罪原因之一的观点。其后，艾连伯格（henriellenberger）在1954年发表《犯罪者与被害人之间心理学上的关系》一文，提出了“潜在性被害人”的概念;沃夫幹（marvinwolfgang）于1958年研究杀人犯罪的类型进而提出“被害人诱发理论”，认为被害人引发争端而最后导致自己受到伤害或者死亡。[2]犯罪学中被害人学的研究着重于探讨犯罪发生原因中的被害人因素，为刑法学领域中的被害人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础。德国学者阿梅隆1977年发表《诈骗罪中被害人的怀疑与错误》一文，被害人教义学理论由此产生，并且其最早便是用于解释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981年德国学者r·哈赛默出版《被害人的需保护性和刑法教义学——及其在德国刑法第263条错误构成要件的解释上的运用》一书，从刑法辅助性原则出发，提出了“普遍危险”和“危险强度”等概念，对被害人的保护可能性与需保护性进行了系统论述，并明确了被害人教义学的提法。[3]由此，被害人教义学的核心内容为被害人的保护可能性和需保护性的判断。 　　1.被害人的保护可能性原则 　　被害人的保护可能性是指法益享有者在没有国家刑法保护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保护其法益不受影响或者组织法益遭受侵害的能力。当被害人能够采用可期待的手段进行自我保护时，就表明了除了刑法之外，还有其他更为缓和的手段可以避免法益侵害。[4]被害人的保护可能性是基于刑法辅助性原则的思想，当被害人可以期待并具有保护自己的可能性，能够充分进行自我保护时，刑法就没有对被害人给予保护的必要。 　　被害人自我保护性的判断主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1）人类普遍生活需求;（2）社会发展对于个人外部联系的影响;（3）个人外部联系对于自我保护可能性范围的影响;（4）普通危险对于自我保护可能性范围的影响。[5]其中“普通危险”即是影响自我保护可能性范围的中介物质，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对法益造成损害的一般性的、普通的危险程度。比如，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先前以马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与以机动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现代社会，两者对交通参与人造成的危险程度就是不同的。因此“普通危险”的概念应当从保护法益所遭受的侵害方式、强度以及概念等方面理解。显而易见，危险强度与个人自我保护可能性成反比例关系。 　　2.被害人的需保护性原则 　　被害人需保护性，是指法益主体在侵害行为发生之时的具体情境的归属类型，是为立法者法规所采纳的作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