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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背景浅谈玄学的兴起 　　摘要：玄学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政治、經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具有与前后时代不同的特征。玄学的兴起与时代背景有着不可切割的关系。本文以当时社会背景为切入点，聚焦有为与无为、不重智、终极快乐的探索等思想，试分析玄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原因，在这些因果关系的研究中笔者也想谈谈对玄学思想的一些体会和感悟。 　　关键词：玄学社会背景 　　“玄学”一名渊源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玄远、深远的意思。玄学是种智慧的哲学。魏晋玄学大多被认为源自刘邵的《人物志》，代表人物有正始名士何晏、王弼，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阮籍、嵇康，西晋时期的郭象，东晋时期的葛洪、王坦之等。魏晋玄学的兴起是经过历史发展和酝酿整合的结果。玄学给人以变化莫测、深渊神秘的印象。然而每种哲学思想的兴起与发展都与当下社会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文以当时社会背景为切入点，分析玄学兴起的原因与笔者的体悟。 　　乱世中探寻有为与无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治黑暗且混乱的时代，人们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对个体生存价值的探索空前高涨。深处乱世是应该保家卫国还是明哲保身，这是每一个百姓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更深层地，如何在乱世中与自身相处、获得精神层面的自适，这是文人墨客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疑问。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称其为“新道学”，向、郭对先秦道家思想中的有为和无为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在社会情况的变动中，新的典制和道德自然也会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新的道德不变，即为民妖，就会成为人为的桎梏。新的制度和新的道德应当是自生的，这才自然。新与旧彼此不同是由于它们的时代不同。它们各自适合各自时代的需要，所以彼此并无优劣可言。这时候顺应自然，顺应新的典制道德，就是无为;反对新的典制道德，就是有为。当时的玄学将无为和有为从单纯对自然的态度发展为对新的制度道德，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关系很大。因为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充斥在百姓的生活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治是人们最为关系的话题，已无暇去闲云野鹤。可见当时的玄学给人们的人生选择提供了定质定性的参考。 　　玄学以道家思想为骨架，它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的构建起到破坏瓦解的作用。两晋时期的新形势下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从这一点反观其发展之初，似乎玄学的兴起和乱世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国家四分五裂、各地为阵的时候，新的领导者和执政理念层出不穷，如何在新的时代自处、实现自身人身价值是一个人人关心的话题。并且对迁客骚人而言，“玄学认为一个人在他的活动中让天赋的才能发挥出来，这在他就是无为”，玄学从侧面是鼓励人们去施展自己的天赋。这些思想、尤其是对新的典制的反思当然不如儒家思想那么迎合封建统治者的喜好，因此，玄学兴于乱世、衰于一统，这也就能够理解了。 　　提倡自然主义而不重“智” 　　玄学提倡自然主义，不是那么重智。老庄都反对社会上通常公认的那种圣人。在先秦道家文献中，圣人一词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完全的人（按道家的标准），一个意义是有一切种类知识的人。老庄攻击知识，因之也攻击这后一种圣人。但是由上述可知，向郭没有反对那些是圣人的人，他所反对的是那些企图模仿圣人的人。照向、郭的看法，唯有东施效颦的人才需要知识聪明。向、郭从三个层面说明模仿是错误的，一是模仿是无用的，二是模仿是没有结果徒劳的，三是模仿是有害的。 　　但是当时的人才观，当时所需的人才是非常重智重明的，为何玄学相反不提倡知识聪明，这或许源于玄学思想的服务对象不同。玄学继承发展了道学的思想，起初就与强调入世的儒家思想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在盛世高居庙堂本就不是道家的目的，在乱世之中为诸国瞻前马后就更不是玄学所考虑的了。玄学家认为，人如果力图超越本性，结果就是丧失本性，因为事物都是有局限性的。人们需要做的，是顺应自己的本性以保内心完整。这种自然主义与早期道家的顺应自然又有所区别，玄学家的自然主义主要强调彼我的关系，“弃彼任我”是当时唯一明智的生活方式，人们所需要做的应该是发现自己并顺应自身。从变化的角度看，过去那种顺应自然的思想，其实是顺应变化，因为世界瞬息万变;而玄学家所说的顺应自然，是顺应自己，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是不变的，本性难移，因此便是不忘初心，以不变应万变。身处政治动荡、经济低迷的时代，唯有遵从内心、顺应自己，才能够获得精神上真正的平静与归宿，这或许是玄学的自然主义与乱世的另一种逻辑关联。 　　既然提倡自然、不重智，那就更不会推崇知识智慧上的圣人了。向、郭反对有些人力图模仿圣人。柏拉图生来就是柏拉图，庄子生来就是庄子。他们的天资就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