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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美术馆藏品公开状况研究 　　【摘要】美国博物馆学家乔治·埃里斯·博寇（g.ellis.burcaw）在《新博物馆学手册》提到，“藏品是博物馆的基础，也是这个领域的基础，没有藏品，就没有博物馆的一切；换言之，是藏品赋予了博物馆存在的价值”。藏品公开是美术馆面对公众第一步，是所有相关信息公开的前提。当前，我国美术馆迈入初步发展阶段，刚刚完成藏品普查工作。本文就我国美术馆藏品公开状况进行研究，就相关问题进行归纳，从而也反映美术馆当前的状况。 　　【关键词】美术馆；艺术博物馆；藏品信息；公开 　　一、美术馆藏品公开相关制度有待完善 　　目前，我国美术馆藏品公开制度有关的两部法律法规为《博物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我国《博物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公布本行政区域内已备案的博物馆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主要藏品等信息”。而在2017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二章“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中规定，“第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文化设施目录及有关信息予以公布”，“第二十一条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建立公共文化设施资产统计报告制度和公共文化服务开展情况的年报制度”。这些条款都涉及博物馆相关信息的公开，从中，我们会发现在博物馆信息公开中的制度问题。 　　首先，信息公开的主体不准确。无论是《条例》还是《保障法》，相关条款的规定针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单位，进一步明确来讲，这些条款约束的主体是美术馆相关的主管部门，对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美术馆自身则没有阐明信息公开的直接责任要求。 　　其次，信息公开的内容不够明确。《条例》和《保障法》中对信息公开的内容谈及到“主要藏品”“资产统计”“服务开展”等情况。但《条例》中没有对主要藏品的公开比例是多少进行要求。公开的藏品信息中应包含哪些内容？公开的渠道是什么？如果针对美术馆资产统计，是否包含美术馆藏品？《条例》对美术馆自身的信息公开没有做强制性要求，也没有明确需要公开的具体内容。其中，《保障法》里提到的以“资产统计”“服务开展”为角度的信息公开和年报制度而没有针对美术馆基础的藏品信息公开做出规定。这一点容易使美术馆、博物馆在关于信息公开的实践中出现偏差。 　　博物馆、美术馆向社会提供文化服务的功能和价值基于其公共文化机构的本质。在典藏、研究、展览、教育等功能中，美术馆是通过大量的藏品、研究完成展覽展示、公共教育等活动。展览和公共教育活动具有短期的显性效应，而藏品和研究是长期而持续的工作，对于公众来讲，是相对封闭性的。而基于公共文化服务提出的年报制度，年度报告容易体现出的是基于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已经向公众展示出的服务性内容，而容易忽略美术馆基本的、应向大众公开的信息，如藏品及相关研究。 　　然而，这点在《博物馆条例》中第四章“博物馆社会服务”中却得到令人失望的验证。谈到社会服务，《条例》主要内容是基于展览和教育功能而谈。但在第三十六条提到博物馆的藏品和研究功能时，《条例》中的表述是“博物馆应当发挥藏品优势，开展相关专业领域的理论及应用研究，提高业务水平，促进专业人才的成长。博物馆应当为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等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这一条款潜在的缺憾在于，它并没有将藏品研究纳入社会服务的范畴，而是基于我国博物馆、美术馆的实践状况，对美术馆、博物馆提出“应向特定研究群体提供开放性服务”。而没有涉及美术馆、博物馆应对全体社会公众进行开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和阐释。总体而言，关于美术馆藏品公开的制度设计还存在很多缺憾，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二、整体实践状况堪忧 　　美术馆藏品信息的公开首先要基于信息资源的基本建设。1978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公布的《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办法》中明确规定了博物馆藏品总账和藏品档案的登记方法；1986年文化部发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又对博物馆藏品的登记著录规则进行了细化；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颁布后，规定了馆藏文物档案的备案制度，并要求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建立国家一级文物藏品档案；2004年—2005年，国家文物局实施了全国馆藏一级文物建档备案项目，共完成全国文物（文化）系统博物馆46630件（套）馆藏一级文物的纸质档案备案。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兴起和广泛应用为藏品登录以及信息资源的应用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博物馆界纷纷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藏品登记著录，使登记著录由纸质档案转向纸质档案和数字档案并存。第一次全国美术馆普查前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328家国有美术馆中，有162家建立了数字藏品档案，近五十万件藏品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