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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五原讲的是什么 “五原”(《原性》《原道》《原毁》《原人》《原鬼》)， “原”是推究、探求 韩愈的《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和《原鬼》（世称“五原”）巨著，究竟作于何时何地？史书没有确切记载。屈守元、常思春主编的《韩愈全集校注》把它列入“疑年文”栏。李汉编的《韩昌黎全集》和马其昶校注的《韩昌黎文集校注》两韩文注本，也没有注明“五原”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只在《原性》一文的题下注称：“《原性》一作《性原》，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例，作《原性》为是。又此‘五原’编目既同，当是一时之作。《与兵部李侍郎书》所谓‘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诸篇也。然则皆是江陵以前所作。”两书指出，“五原”是同一个时期的作品，也是韩愈在江陵府任法曹参军之前写的，但“江陵以前”究竟前到什么时候？和在哪里撰写的？没有说明。 台湾学者罗联添先生据此推断：“韩愈因赦离阳山，候命于郴州刺史李伯康处。在郴三月，沈睶著书，《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诸篇，或为此时所作。……‘扶树教道’当即指‘五原’诸篇，其撰著应在韩愈赴江陵以前，在郴州作。”（见《韩愈研究》1981年8月台湾学生书局印行）。罗先生进一步认为“五原”是在郴州候命期间写的。张清华先生认为：“这组文章当写于他三十七岁，任阳山令时期。”（见《韩愈诗文评注·原道》题下注释）。 罗联添、张清华两先生的说法都对，惜欠完整和详证。 在下认为：“五原”应是始作于阳山，完成于郴州。 因为韩愈到了这个时期，已经具备了能写“扶树教道”重要论著的条件： 一来韩愈由于家教的影响，自小饱读孔孟学说，年青时就立志要干大事，“我年十八九，壮志起胸中。” 二来韩愈经历仕途磨练，道路坎坷，直至阳山之贬这个时期，他的知识水平、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已经走上成熟之路，达到可以著书立说的时候了。 三来韩愈自阳山调江陵之前，在郴州候命（等候新任命），一候就候了3个多月，这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写作时间。此时，李伯康又对他待为上座，住处幽雅，饮食高贵，笙歌宴乐，游山玩水。天时、地利为他创造了一个优越的写作环境，在这里续完他在阳山未竟的著作任务。 如果说韩愈在贬阳山之前就已经写了“五原”，似乎不大可能。因为此时期他的知识水平、实践经历和理论修养，都未达到气候。事实上，韩愈进入仕途之后，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才开始组织队伍，团结张籍、孟郊、欧阳詹、侯喜、尉迟汾、李翊等好友，为复兴儒学和古文运动作准备。以后进入国子监四门馆任博士，才开始参与政治活动，推荐门人登仕。后来不知何故，被提前免去四门馆博士之职，十分徨惆怅，只好上书检校工部尚书、司农卿兼京兆尹李实，恳求安排职位，才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后又因为民请命，上疏论关中旱饥得罪李实，招致阳山之贬。积累了这样的社会经历，使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境界上，逐渐趋于成熟，这才具备了能写出“扶树教道”重要名篇的思想基础和写作能力。 如果说，“五原”是韩愈晚年的著作，诚然，他到晚年在儒学的理论修养上愈加成熟，更加具备写作“五原”的条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韩愈的思想发展和变化的态势来看，就可发现，韩愈到了晚年，特别是上《论佛骨表》被贬潮州的挫折之后，他那敢于直指皇上的锐气已经难以见到，很难找到像《原道》里所说的“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的直指皇权；“人其人，庐其居”的针对佛教那么锐利的语句。从这点来说，“五原”之作，成于他在儒学思想走向成熟、而锐气十足的壮年时期的可能性，要比他已失去棱角的晚年的可能性大得多。 综上所述，韩愈的“五原”巨著，应该是在贞元十九年（公元803）贬阳山的第二年，即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开始撰稿，至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也即永贞元年）在郴州候命的三个多月期间完成的。 答案2:韩愈的五原和全文 4《原人》--- 【原人】 （或作仁。） 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形于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于下，草木山川皆地也； 命于其两间，夷狄禽兽皆人也。曰：“然则吾谓禽兽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有曰字。）指山而问焉，曰山乎？ （指下或有南字，非是。）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兽，皆举之矣。指山之一草而问焉，曰山乎？曰山，则不可。” （或无曰山乎三字。）故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或无故字。）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 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 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仁或作人，非是。） 5【原鬼】 （李石曰：“退之作《原鬼》，与晋阮千里相表里。至作《罗池碑》欲以鬼威喝人，是为子厚求食也。《送穷文》虽出游戏， 皆自叛其说也。退之以长庆四年寝疾，帝遣神召之曰：‘骨国世与韩氏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