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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档案法》背景下我国档案众包的发展机遇、障碍与路径＊ 陈 建 徐亚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2022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新《档案法》”）是我国档案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其中第七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的发展。这为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尝试空间，也为互联网环境下探索应用档案众包事业社会参与新模式提供了重要机遇。自2022年杰夫·豪（Jeff Howe）首次提出众包概念以来［1］，众包模式便被广泛应用到不同领域，档案领域也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这些尝试既包括鼓励大众参与完成微小任务的档案众包，也包括向大众筹集档案开发利用所需资金，前者应用较为普遍和广泛，后者则在公共档案馆领域应用较少，本文所探讨的档案众包主要指代微小任务众包，不包括众筹。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档案众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实践层面包括对国内外档案众包项目的介绍［2-3］、中外档案众包项目对比［4］等方面；理论层面包括公众参与档案众包的动因探究［5］、档案众包的质量控制［6］和平台设计［7］等。整体来看，学界关于档案众包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不足在于对我国档案众包建设的针对性研究，尤其是新《档案法》背景下我国档案众包实践的发展路径探讨不足。虽然葛悦、邵华［8］已从新《档案法》的视角下对中国特色档案众包的建设路径做了宏观层面的探讨，但该文侧重于梳理档案众包在法律中的体现。笔者认为，新《档案法》只是为开展档案众包提供了一定机遇，档案众包的发展依然面临诸多障碍。因此，本文从新《档案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档案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具体条款剖析档案众包模式的发展机遇，同时结合我国档案众包的现状，探讨目前我国档案众包的现实障碍和难点，并提出更具操作性的档案众包实施路径。1 新《档案法》背景下我国档案众包的发展机遇1.1 社会氛围方面：鼓励社会参与，多方共建共享新《档案法》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均有利于营造共创共享、人人支持、人人参与档案众包的良好社会氛围。新《档案法》第六条明确提出：“国家采取措施，加强档案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档案意识。”［9］这有利于增进社会公众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增强其对档案众包的认同和支持，提升档案众包实践的公众参与度。新《档案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的发展”［10］，这与档案众包分布协同、开放共享、大众参与等本质特征相一致，不仅体现了新《档案法》的人民性，而且增强了广泛开展和宣传档案众包的合法性和公信力。新《档案法》第十八条规定，在档案利用方面档案馆可以与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相互协作，可以“相互交换重复件、复制件或者目录，联合举办展览”［11］。此规定有利于打破馆际之间信息屏障，构建多部门共建共享的有效机制，为机构间围绕某一项目主题联合开展档案众包提供了机遇。1.2 档案资源方面：归档范围多样，档案收集合法新《档案法》第十三条详细列举了应当纳入归档范围的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材料。［12］这些材料来源广泛、内容多元，其中“反映历史上各时期国家治理活动、经济科技发展、社会历史面貌、文化习俗、生态环境的”［13］档案材料也被列入了归档范围，这是社会公众较为感兴趣的领域，也是档案众包项目选题的重点参考。新《档案法》第十七条规定“档案馆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收移交的档案外，还可以通过接受捐献、购买、代存等方式收集档案”。［14］这一条款给通过众包模式在线收集数字档案带来了机遇；通过众包模式进行档案征集是档案收集的新方式，也是互联网环境下的绝佳选择。新《档案法》新增的两条内容为档案众包提供了坚实的档案资源基础。1.3 档案开放方面：开放主体多元，开放进程加快只有通过开放审核后的档案才能够面向社会开放并提供利用，馆藏档案的高度开放是我国开展档案众包的有力保障。新《档案法》第二十七条将档案开放主体修改为“县级以上各级档案馆”，同时国家鼓励和支持其他档案馆向社会开放档案，使得社会公众有机会接触到更多非国有档案馆的档案资源，给档案众包模式应用范围的拓展带来了机遇。第三十条规定“馆藏档案的开放审核，由档案馆会同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共同负责”［15］，开放审核是档案开放的前置环节，这一规定能够有效缓解档案馆开放审核的工作压力和难度，推动馆藏档案开放审核协同机制的形成，有利于加快档案开放进程，助力档案众包的实施。1.4 现实保障方面：人力物力支持，推进平台建设新《档案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加强档案工作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提高档案工作人员业务素质”［16］；《档案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新增的第十四条也强调“不断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