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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中的“林译”现象 一、晚清译界的“林译”现象 林纾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富有戏剧色彩的人物。他不通外语，而翻译外国小说百十余部， 《黑奴吁天录》等译作，不“信”而“达”且“雅” ，堪称“美而不忠”的译林典范。林译小说与原文出入甚 大，其中的“不忠”之处，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随意改变文学形式，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二 是“任意删节原文” ；三是常常“增补原作”。林纾对原著的“不忠” ，其原因主要不是中外语言的暌隔，或 是理解能力所限，而是出于明知故犯，有意为之。钱钟书发现，林纾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 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 ，“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 更具体，情境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林译小说尽管漏译误译随处皆是，然而，它们使对于欧美世 界知识浅陋的中国人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第一次真切地了解了他们家庭和社会的内部情形以及他们的国 民性，不仅赢得了清末民初广大市民读者的青睐，甚至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学革命健将也多受馈于其中 所传递的西方人文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林译小说恰恰由于其中最具特色的那部分“讹误”成分，多少 因此能免于岁月的淘汰，令钱钟书这样的大家多年后重新翻读依然觉得“没有丧失吸引力” ，值得“重温” 再三。 林纾译书的经历当然是个极端，但在晚清译界，却并非个案。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严复精通外文， 但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时，他只选择了“进化论”部分，彻底省略了“伦理学” 的观照，不仅删削了赫胥黎对社会进化论背景下伦理衰微的担忧和对宗教拯救的冥想，还大肆渲染“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论的要义。以唤醒中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意识。此外，梁启超译《佳人奇遇》 和《十五小豪杰》等也是如此。这些有意为之、为我所用造成的“误译” ，成了晚清译界的一种普遍现 象，可以称之为“林译现象”。 从翻译目的论来看，受众是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译文所意指的接受者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 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 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 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 ，而原文只是为目标受众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的源泉。可见，原文在目的论 中的地位明显低于其在对等论中的地位。林纾等人的翻译，从“信”的角度来看，自然是不诚实的表现， 但从翻译的目的论来衡量，却无疑是成功的。林纾的翻译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典范转移起到的是开创性 作用” ，“形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价值转换空间：它打破了中国文学长期的雅俗阻隔，使‘异端’与 传统得以调和；同时，这个空间所容纳的西方价值，成为孕育反叛传统的现代精神的温床，相当大地影 响了五四一代的文化选择” ，而这一切重大影响却是通过“误读”开始并实现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林纾转 瞬间由一个屡遭“保守派”物议的新文学家沦为“五四”的头号敌人，由此，林译小说的“启蒙”价值也一度 并长期受到历史性的贬抑。这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堪称“奇异”的现象，其中包含的非逻辑的“逻辑”今 日已得到不少学者的重新解读和历史“还原” ，学界也普遍认识到，林译小说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的基本 资源之一，是借此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产生之复杂性的一个切入口。对林纾及林译小说在文学史上“拨乱 反正”的重新评价，对于我们理解和看待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的翻译与传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 义。 二、中国当代小说英译中的“林译”现象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之旅，虽然自十七世纪《赵氏孤儿》进入欧洲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中国文学 较大规模的海外译介，却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因其预示和表现意识形 态和社会生活实践方面的深刻变革引起海外文坛的关注。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寻根”与“后寻根” 文学以及据此改编的电影引起了外国人的兴趣，长篇小说因符合欧美读者的口味，受到出版社的青睐。 莫言的《红高梁》《丰乳肥臀》等几乎所有长篇，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苏童的 《妻妾成群》《河岸》，王安忆的《长恨歌》，阎连科的《受活》等，均已先后译入英语世界，这些小 说在发出独特的“中国”声音方面赢得了声誉。 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林译”现象，是否像一百年前林纾翻译西洋 小说一样，“因文见道” ，有意删削或夸大某些方面，以符合或满足目的读者的兴趣和视听期待？ 法国学者若瑟?佛莱什（Jose Freches）在四十多年前曾写过一篇长文《从法国汉学到国际汉学》，在详 尽梳理了汉学的历史之后，他发现“大众对中国的兴趣”是“汉学生命力的条件”。作为国际汉学研究基础 材料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