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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2 / NUMPAGES2 论三元悖论与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米尔顿?弗里德曼（mihonfriedman）首次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1950年他在《浮动汇率论》中指出了固定汇率制的局限性，并提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更好地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随后，1951年詹姆斯?米德在《国际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中讲到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他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单独使用支出调整政策或支出转化政策而同时追求内、外均衡两种目标的实现是冲突的，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米德冲突”。这为之后提出的“三元悖论”奠定了基础。克鲁格曼指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因为当资本完全流动时国际收支状况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货币当局不干预，那么汇率就会出现波动；而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行资本管制，无法让资本完全流动；当资本自由流动时，要实行固定汇率制就无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任何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都会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着三个目标同时实现的难题，，而“三元悖论”理论的研究并不是说只要牺牲其中一个目标就能使另外两个目标得以完美实现，它只是为此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借鉴。  　　在中国，为实现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两大目标，放弃了资本完全流动而实行了资本管制；在英国和美国，为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放弃了固定汇率制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在中国香港，为实现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资本项目的逐渐开放也是大势所趋，因此，发展中国家就要对钉住汇率制加以调整，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其实也就是实现内外经济均衡。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在物价稳定的条件下，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即为内部平衡，而外部平衡的内涵逐渐扩大。2023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出现流动性过剩的情况，首先，货币供应太多，导致M2/GDP增加，再者，CPI 不断增长，这是中国内部经济运行的状态。而外部均衡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上。我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加，导致现在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和高额的外汇储备。那么在当前的汇率制度下，必须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外汇卖出本币，基础货币不断增加在乘数效应下货币供给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流动过剩的问题，也就加剧了内部失衡的状况。因此，我国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而对于汇率制度实际上还是固定汇率制，那么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货币当局就可以把任何规模的外汇储备按照相应的汇率兑换成本币，这不仅是中国当前的外币政策，也是稳定的汇率制度在“三元悖论”中的具体表现。进一步分析的话，只要国际收支出现持续的顺差，那么基础货币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但是由于我国稳定的汇率制度，虽然货币政策会将其冲销一部分，但总体解决效果不是很显著。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汇率升值的预期加速，这与汇率稳定性有所矛盾。  　　中国的内外失衡表现在内部流动性过剩而外部持续盈余，因此要想实现内外平衡，除了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外还应该结合支出转换政策，也就是要让本币升值。本币升值后，会导致进口增加，出口减少，随之生产也减少，能够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在固定汇率制下，同时实行这两个措施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米德冲突”的再一次诠释。那么归根到底也就是要改变现行的汇率制度，而根据“三元悖论”就是将固定汇率制和资本管制调整为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但是就目前的中国来讲，这种直接性的跳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需要找出一条过渡性的道路。而当前合适的办法就是扩大本币的浮动区间，运用市场机制来间接调节外汇供求，使稳定的汇率对货币政策的效应约束性逐渐减弱，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2023年7月中国实行“货币政策独立+有限制的资本流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一政策组合，这是过渡性的政策组合，是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的基础性政策组合。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一定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宏观经济得以调控，而增强资本流动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获利的必然要求。  　　丁伯根法则是由丁伯根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调节政策和经济调节目标关系的一个法则。他提出政府为实现N个经济目标就必须采取至少N个独立有效的经济政策。据此理论，要解决当前内外失衡的问题，就需要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本币升值相结合，而短期实现本币升值是不现实的，因此就要寻求其他财政政策的配合，比如将出口退税政策加以完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以及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