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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中国古代数学史存在互相矛盾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 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 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参考文献 袁晓明：《数学思想导论》，广西教育社，1991 年版，125 页。 郭书春：“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哲学的几个问题”，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 年，第 4 期，44 页。 巫寿康：“刘徽《九章算术》逻辑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7 年，第 1 期，20 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 年，337 页。 陈省身：《陈省身文选》，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244 页。 李继闵：《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14 页。 王宪昌：“宋元数学与珠算的比较评价”，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6 年，第 1 期 王宪昌：“宋元数学与文化价值观”， 《大自然探索》，1995 年，第 124—127 页。 王宪昌：“试论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 年，第 5 期，15—18 页。 李国伟：“《九章算术》与不可公度”，《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4 年第 2 期，5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