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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特殊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 ⼀般情况下，侦查⼈员为调查案件事实所收集的证据材料，都可以被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并被允许出现在法律 程序之中，接受司法⼈员的审查和检验。这些被允许进⼊司法程序的证据材料，只有在同时具备证据能⼒和证明⼒的 前提下，才能转化为定案的根据。但过去长期以来，基于特定的刑事政策，侦查机关收集的两类材料都被否定了证据 资格，更不被允许作为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证据。其中⼀类是⾏政机关在⾏政执法过程中所收集的证据材料，另⼀类 则是侦查⼈员通过技术侦查⼿段所获取的证据材料。 为保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侦查案件中获得⾜够多的侦查⼿段，适度扩⼤侦查机关获取的证据范围，2012年修 改后刑诉法放宽了对这两类特殊证据适⽤的限制，明确规定，⾏政机关在⾏政执法过程中所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 资料、电⼦数据，侦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段所获取的证据材料，都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 但这种⽴法发展也衍⽣出⼀些新的问题：⾏政机关在⾏政执法过程中所收集的实物证据，究竟是具有被准许出现 在法庭上的资格，还是可以直接成为法院定案的根据?⾏政机关所收集的其他证据是否也可以被作为刑事证据使⽤?不 仅如此，侦查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所获取的相关证据材料，究竟是否具有证据能⼒?假如侦查机关超越了法律的授 权，通过⾮法技术侦查⼿段获取了证据材料，法院可否将这些证据材料予以排除?笔者结合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理， 对上述两种特殊证据的证据能⼒问题进⾏初步讨论，以便揭⽰出更多的证据运⽤规律。 ⼀、⾏政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 (⼀)⾏政证据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的理由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对于⾏政机关在⾏政执法过程中所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数据等证据材 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作为证据使⽤。为什么允许侦查机关可以将部分⾏政证据作为指控犯罪证据使⽤呢?这 些由⾏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本来只能作为⾏政处罚的依据，为什么可以被确认了刑事诉讼的证据资格呢? 我国刑事司法的实践情况表明，⼤量刑事案件都是由⾏政案件转化⽽来的，⾏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经常具 有前后相连的关系。例如，侵犯知识产权、制造假冒伪劣商品、逃避缴纳税款、⾮法经营、逃避海关监管、交通肇事 等案件，就处于⾏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交叉地带，那些严重的⾏政违法案件完全有可能成为犯罪案件。在对上述案件 的查处过程中，经常是⼯商⾏政管理机关、税务部门、海关、公安机关等率先启动⾏政执法程序，甚⾄作出了⾏政处 罚决定。但在发现这些案件具备刑事追诉的条件之后，⾏政执法部门通常会将其移交刑事侦查部门启动刑事诉讼程 序。这显然说明，⾏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交叉和转换关系，决定了⾏政执法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需要进⾏有效的 衔接。其中，⾏政机关所收集的⾏政证据与侦查机关指控犯罪证据之间的转化，就属于这种程序衔接的有机组成部 分。 之所以允许侦查机关直接使⽤⾏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主要有两个原因：⼀是这些证据⼀般都是不可重新收集 的，如果要求侦查机关放弃⾏政机关收集的证据，⽽重新通过侦查⽅式收集证据，这会导致⼤量证据的灭失，⽆助于 刑事追诉的成功;⼆是⾏政机关对实物证据的收集⽅式，与侦查机关的收集⽅式并⽆实质的区别，只要严格遵守⾏政执 法程序，就不会造成侵犯个⼈权益的后果，因此对这些证据的采纳不会纵容⾏政机关的⾮法取证⾏为。 但是，修改后刑诉法为什么只允许侦查机关使⽤⾏政机关收集的实物证据呢?这主要是考虑物证、书证、视听资 料、电⼦数据的客观性⽐较强，它们的证明⼒不会轻易受到取证主体和取证⽅式的影响，⾏政法与刑事诉讼法对这类 证据的法律资格的限制没有明显的差异。不论是⾏政执法机关还是侦查机关，只要通过合法的搜查、扣押、提取等取 证⽅法，都可以获取到合格的实物证据。相反，证⼈证⾔、被害⼈陈述、被告⼈供述、鉴定意见等都属于⾔词证据， 它们的证明⼒⾮常容易受到取证主体、取证⽅式的影响。⽽⾏政法与刑事诉讼法对⾔词证据的证据能⼒提出了完全不 同的限制条件。与实物证据相⽐，⾔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适⽤要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不仅如此，刑事诉讼法对勘 验笔录、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等证据，在取证主体、取证⽅式、制作笔录等⽅ ⾯提出了⼀系列较为繁杂的程序要求，⽽相⽐之下，⾏政法对这些笔录的证据要求确实不可同⽇⽽语。正因为如此， 侦查机关对⾏政执法机关所收集的证据，只限于使⽤其中的实物证据，⽽对其中的⾔词证据和笔录证据，侦查机关还 需要重新制作和重新收集，⽽不能直接加以使⽤。 (⼆)⾏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法律后果 ⾏政机关在⾏政执法过程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