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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振兴】中国种子产业：成就、挑战和发展思路 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作物育种体系建设和新品种的选育,建立了国际上最大的以政府为主导的育种研发体系。但本世纪以来,以课题组为单位的公共育种研发体系难以适应现代种业科技创新发展的要求,形不成分工明确、上中下游一体化的现代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体系。虽然国家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种业的发展,但由于现有的体制始终未能解决甚至混淆公共研发机构的公益性职能和企业商业性科技创新之间相辅相成的作用,不仅影响了新品种的重大科技创新,更影响了种子企业做大做强的政策初衷。为此,提出要深化种业创新体系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适应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与产业发展的中国种业科技创新体系等政策建议。 01 引言 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与育种体系建设。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政府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农家品种普查、鉴定和筛选以及品种的改良和引进工作；60年代以来，逐渐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优良品种选育和育种研发体系；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就建立了世界最庞大的以院校公共科研单位为主的育种研发体系。该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对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生产力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研究表明，同欧美等部分发达国家的最先进的现代育种研发与种业发展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自从上世纪末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开始普遍采用分子设计育种以来，以院校公共科研单位农业技术创新为主体的育种研发体制机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种业科技创新发展的要求。公共科研单位长期形成的强大的育种研发与数以千计的众多种子企业并存，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育种技术创新体系的改革永远在路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种源安全还需深入推进商业化育种研发和种业科技的改革创新。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种业安全，把种业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打一场种业翻身仗”成为从中央高层领导到地方政府的共识。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和“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和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等政策措施被写进了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打好“种业翻身仗”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如何打好这场“种子翻身仗”？现行体制下能否做大做强中国的种子产业？为了回答这项问题，在总结我国种业发展改革的成就和经验，分析目前种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我国种业改革、创新和发展方向的建议。 02 中国种子产业发展与改革 过去20多年，国家出台一系列促进种业发展的改革措施（图1）。1997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国政府开始实质性承认育种者权利；1999年中国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的1978版本)，中国种业启动了现代化进程；2000年颁布的《种子法》，种子产业开启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大门；此后，为了发展现代化种业，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改革措施。整个过程可以分为承认育种者权利、商业化改革、推动种业做大做强、促进种业振兴等阶段。其中推动种业做大做强与促进种业振兴属于种子产业商业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 承认育种者权利阶段：1997颁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中国政府首次实质上承认育种者权利的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育种者是没有权利经营自己培养的农作物优良品种种子的。种子经营及市场管理实行“四化一供”，即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种子加工机械化和种子质量标准化及以县为单位组织统一供种。农作物良种种子只能由当地的县级种子公司经营，科研单位等育种人员所培育的品种在各地的种子销售是非法的。育种人员培育成功农作物新品种后，必须交给政府部门进行区域试验，经区域试验并通过省级以上政府部门审定后才能推广，但育种单位还无法获得新品种销售的利润。1997颁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承认育种者的权利，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称品种权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从此正式开启了中国政府实质上承认育种者权利的阶段。此后，各种子公司对农作物新品种良种种子的经营不再拥有免费的知识产权，必须经过育种者的同意。育种者也事实上拥有了获取新品种种子销售知识产权利润的基本法律依据。 中国种业现代化启始阶段：虽然《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出台给予育种者赋予了其培育的新品种的排他权，但这些权利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在法律上中国育种人员培育的品种并未得到国际保护，直接影响到中国种业的现代化进程。为此，1999年经全国人大批准，中国正式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的1978版本)，从而启动了中国种业现代化进程。加入UP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