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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主要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供求的基本理论 舒尔茨是较早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分析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进程改变了对制度服务的需求，为满足新的制度需求导致制度供给的变化，他以农业制度变迁为例指出，当农业获得了一个增长契机时（如更有利的农产品价格或更廉价的和更大量的生产资料供给），农民将产生制度调整的需求，相应的制度供给将被诱发，或是产生新的农业组织，或是租佃合约调整，或是采取影响政府决策的集体行动。舒尔茨认为在影响制度变迁所有因素中，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是最根本性的，由此他认为应对人进行投资，在农业中应重视对农民进行投资。[1] 戴维斯和诺斯认为在制度市场上，当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将出现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均衡，因为这时对制度供给者来说，增加或减少制度的“生产”都不会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他们不具有改变制度现状的动机；对制度需求者来说，他们也不可能通过改变对制度的需求使制度供给者得到更多利益而增加制度供给。制度非均衡是指扩大或缩小同一制度的覆盖范围时能够增加制度收益的状态，这时制度供给者具有改变同一制度覆盖范围的动机，或者指在若干可供选择的制度之间，已选择的制度不是成本最低的，因而制度供给者具有选择新制度以谋取制度收益最大化的动机。[2]他们认为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因在于经济制度与产权结构经济价值的改变，促成制度创新的因素有三：市场规模的变动、生产技术的发展及因这两因素引起的一定社会集团或个人对自己收入的预期的变化。为此制度创新指的是能够使制度创新者获得追加或额外利益的对现存制度的变革。 拉坦赞成以往经济学家关于制度变迁可能是由对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引起，但认为“不论是诺斯、托马斯还是舒尔茨，都没有试图提供一个制度变迁供给的理论”，“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技术变迁所诱致的”；“制度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导致的。然后，我们将考虑市场不完善的含义，在这里，经济和政治资源是为了制度创新与制度绩效的增进而交换的”。具体地说，主要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是：由于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导致的制度变迁的组织成本改变；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使制度的创新、实施等方面的成本改变；技术进步对制度供给弹性的改变；政治企业家对制度变迁支持的改变。[3] 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的改变主要是由预期收益的变化引起的，供给因素的改变主要是由预期成本的变化引起的，这两种变化都由要素或产品相对价格的改变而诱发，进而引起制度的相对价格变化。在图7-1中我们以P表示制度价格，Q表示制度的量（选择集合或应用范围），S、D分别表示制度的供给与需求。 图7-1 制度变迁的供求 在初始的制度状态，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分别为S1和D1，他们在A点实现均衡；从需求角度看，当技术进步或市场范围扩大导致要素或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化时，进行资源再配置的要求出现，资源再配置要求产生产权或交易制度变革的要求，人们寻找并试验新的可行的制度安排，制度需求线由D1右移到D2，在初始阶段，在整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初级行动集团首先发现了新收入流并采取制度变迁行动，它要承担创新成本、实施成本和组织成本，因而成本较高，D2与S1相交于F，制度的价格较高且实施范围有限；初级行动集团的创新行动产生了示范效应，次级行动集团采取行动跟进，次级行动集团不承担创新成本，而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制度不断完善，知识不断积累，新制度的实施成本不断下降，制度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展，从而导致使用权整体制度实现变迁，制度供给线由S1右移到S2，均衡点为C。制度变迁也可能由供给引起，例如由于知识积累或在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获得新的知识或发现在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组织中更有效率的决策方式的创立以及政府的偏好或抱负的改变都可能改变制度的供给成本或试验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经济企业家或政治企业家发现新旧制度之间在资源配置或利用方面的效率差异或相对价格改变，从而使得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被引入经济增长的过程。制度供给线由S1右移到S2，在初始阶段，由于信息成本、学习成本较高，因而新制度的实施范围有限，需求较小；但制度创新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成本是一次性支付的（固定成本），在创新成本和学习成本、信息成本下降的情况下，制度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新旧制度的摩擦性成本可能提高（如制度试验的范围较小，人们的利益和制度背景比较一致，所获得政治支持也可能较大，因而成本较小；但随着推广范围的扩大，人群的差异扩大，所获支持下降，成本就会提高，如1959年印度的库米拉实验在初期获得成功，但在推广中却失败了），因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