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年级下学期-Unit5-passage-chinese-b.docVIP

PAGE 假设你90岁的母亲最近得了中风。 她是个惯用右手的人，如今却不能移动她的右胳膊和右腿──对她而言，它们已没有用了。 她虽然还可以发出声音，却无法让人明白她的意思。 这种状况持续了两个月，因为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医生告诉你她可能永远也不能康复了。 在此之前，你的母亲一直健康活跃，生活自理，独自居住。 如今她却要完全依赖他人了。 而后，X光透视显示，你母亲肺部受到感染，这是中风病人的常见病症。 于是医生给你打，因为你是她唯一在世的亲人。 “我们可以用药物治疗感染，一周后她可能会好起来，” 他说， “我说‘好起来’，是指她会保持她感染前的状况──直到出现某种别的病菌。 或者，我可以停止给她用药，这样一来，她可能三四天后就会去世。 我们可以让她舒服地度过这几天，办法是给她用止疼片和安眠药。 你希望我采用哪一种方法？”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对不对？ 一方面，你不忍心看着自己一度精力充沛的母亲活在因中风而变得痛苦而有限的生命里。 另一方面，你又不愿让母亲坐以待毙。 我来告诉你我在这种假想的情况下会怎么做。 我会说：“不要给她服用任何抗感染的药物了。 要让她舒服，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也许她会自己克服感染。如果不能，那她也会死得安详。 我不愿担当硬让自己的母亲活受罪的责任。” 我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我多次碰到这样的病人。 最近，我给一位80岁的患肝癌的妇女动过手术，但没有成功。对缓解癌症导致的问题我无计可施。 她是个聪明女人，没有任何直系亲属。手术后几天，我坐在她身边给她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我可以给你用一些抗癌药，” 我说， “但是它们会让你难受，而且还治不好你的病。 同样，我也可以在你手臂上插上针管，给你输液，这可以让你在食欲渐渐消退时不觉得饥饿；输液可能让你的生命延长一至两周。 或者，我可以撤消所有的治疗，只给你吃维他命，然后再看看有什么效果。我个人建议你选最后一种方案。我会让你没有痛苦，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病人选择了听从我的建议。两周后，她安详地、毫无痛苦地离世了。 而有时，要做出如此显而易见的决定却很困难。 最近，我有一个病人严重中风。 他完全动弹不得，而且不能吞咽任何东西。 头两个礼拜我们给他输液，后来又通过一根导管将食物从他的鼻子输送到他的胃里。 三周后，他依旧昏迷不醒，而导管使他的喉咙经常疼痛。 我与他的四个成年孩子商量，告诉他们我认为该把一根导管通过一个小洞直接插进他的胃里，这样喂食他就不会那么痛苦。 我还告诉他们说：“我可以把导管拿掉，就让他吃些他能吃得下的东西。有可能他活不长久，但他不会太痛苦。” 没有人愿意承担允许施行手术的责任，也没有人愿意允许完全停止给病人进食。 结果，可怜的老人又多活了近三个月，喉咙依然疼痛不已，嘴里也因疼痛而经常出血。 他死于严重感染──一种令人悲痛的死法。 那么，作为负责任的人，在需要做出这样大的决定时该怎么办呢？ 归根到底是个常识问题。 在我行医的30年里，以及在这之前的数百年里，医生和病人家属一直合作默契，共同决定在疾病的最后阶段怎么做才对病人最好。 有95％的病例，在恰当磋商之后，都能做出人道而合理的决定。 另外的5％不能立即达成这样的决议。遇上这种病例，做上几天或数周的基本治疗，观察病人的进展之后，正确的决定就一目了然了。 在此我警告一句。 不论是家属还是医生，他们都不愿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 可是毫无疑问，如果任何一方坚持要有所谓 “中立”的第三方（通常是政府代表或者职业律师）介入，那不但会拖长决策过程，而且在很多时候，决策还会更加武断、更不人道。 我们试图避免的就是中立。唯一有权做出决定的，是那些非常熟悉病人、能将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人。 如果有一个地方应该禁止律师和政府官员的干涉，那就是危在旦夕的病人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