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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简易审”如何进行证据裁判 张 斌 刘品新上传时间:2004-4-14 按照《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对被告人认罪案件，可以适用普通程序进行简易审。但是，人们对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中可能会遇到的“证 据裁判”问题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两位法学博士在激烈争论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研讨。 张斌（以下简称张）：证据裁判主义，是指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只能依据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 规定的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使我国刑事案件的审判方式和内容有了重大的变化。这样一来， 人们自然就会产生“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是否违背证据裁判主义”的疑问。 刘品新（以下简称刘）：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解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能否成功。 从《意见》规定来看，所要改变的是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方面的程序规则，例如法庭可以庭前阅卷（第六条）、被告人无需在庭上再做供述（第六条第一款）以及举证、质证可以简略化（第七条第二、三款）；而证据资格、证明力标准、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证明标准等实体规则，均无任何改变。我认为我国试行的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与证据裁判主义是不 冲突的。 张：不过，根据《意见》的规定，普通程序简易审在审判方式上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明确规定“对于决定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在开庭前阅卷”（第六条）。《意见》规定的“庭前阅卷”，显然应理解为“实体性”审查。二是明确规定，“质证只针对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据??”（第七条）无异议的，只要被告人认可即可，这样“完全质证”变为“部分质证”。 我不由产生这样的怀疑，在法官庭前“实体审”和庭上“部分质证”的情况下，再加之缺乏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普通程序简易审会不会片面追求效率，成为“简单审”？ 我担心过分追求效率，普通程序简易审中将难于维持最基本的公正，包括裁判结果的实体不公和对被告人正当权益的漠视。 刘：在我看来，普通程序简易审无非强调的是效率，在此基础上我们改革的步伐还可以迈进一步，在一定程度上引进辩诉交易。换言之，我国的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完全可以更简化。 张：我觉得我国现实的制度条件和素质条件似乎都不能满足典型的辩诉交易的制度需 求。能不能搞辩诉交易，必须实证调查有没有紧迫性和可行性。在我看来，辩诉交易有违刑事诉讼中强调的求真理念。 刘：不一定。刑事诉讼中何必抱着客观真相死死不放呢？谁知道真相是什么？选择“证据裁判主义”的目的主要是以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化解纠纷，而不是一定要探求真相。而化解纠纷的方式可以是“法律真实”。 张：“真相”可是我国刑事诉讼追求的一大目标。在刑事诉讼中，真相都不了解，那怎 么可能化解纠纷？退言之，即便真的不了解真相，总得有一种“求真的理念”。如果连这都没有，人们就会对法官裁判的合法性基础提出疑问。在我国的法律文化背景下，仅凭司法的权威和国家的强制力，不能说明裁判的合法性。 刘：为什么一定要所有案件都有“求真理念”呢？很多案件都没有必要彻查真相，也不 可能彻查真相。如果抱守求真理念的话，就会失去很多。最典型的是在刑事诉讼中“证据契 约”用不了，当然也就搞不好对抗式诉讼。还有，你提的裁判的合法性基础很复杂，不是某一个因素能决定的，比如说程序正义理念、当事人意思自治思想等等均能影响。 张：在刑事诉讼中，缺乏其他合法性因素的裁判可能是理性的，但是缺乏求真理念的裁判不可能是理性的。这就与“证据裁判主义”希望达到的理性结果相违背。如果不引导司法人员求真，光讲“法律真实”，就很容易出问题。 刘：对于部分特殊案件，则不尽然，法律真实照样可行。比如就普通程序简易审而言， 如果被告人同意认罪，控方又没有证据证明重罪，为什么不能通过“简易审”判一个较轻的 罪呢？这实质上是证明标准问题。“简易审”为什么一定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的证明标准呢？能不能降一格呢？在“简易审”中我们不可能做到认罪的标准与普通程序一 致，也无须做到这一点。 张：考虑到司法的大环境，不能降低刑事证明标准。即便如你所说，在普通程序简易审做不到证明标准与普通程序一致，对于检察官指控罪名的证明标准也不能降低。其个中原因， 在于刑事诉讼中的求真理念是法官裁判合法性基础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此其一。其二，降 格处理（比如将一个较重的罪按照较轻的罪来判处刑罚）不能称为降低证明标准，证明标准 降低的对象只能针对同一罪名，而不能针对异种罪名。例如，故意杀人罪按故意伤害罪处理， 这实际上不是降低证明标准，而是降格处理；证明故意杀人罪的证据没有完全使法官形成心 证，但法官却按故意杀人罪判处刑罚，这才是典型意义上的降低证明标准。否则，法官对于 普通程序简易审中的证明标准问题会产生误解，以为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