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年民盟政治路线转变及原因分析.docx

? ? 1945－1949年民盟政治路线转变及原因分析 ? ? 范海龙，李玉敏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长春130024) 民主同盟自1941年成立以来，一直以调停国共双方矛盾，“促进团结抗战为己任”。抗战胜利后，特别是政协会议前后，民盟依然强调要保持一种“超然独立的第三者调人身份”。但是，解放战争后期，特别是1948年1月以后，民盟彻底放弃“中间道路”，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根本转变。这一根本转变的具体过程是什么?转变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从其代表的阶级立场、国共双方政策调整等方面加以浅陋的分析。 一、争取和平民主，宣传中间路线;呼吁停止内战，参加政协会议 抗战胜利后的初期，在国际上，和平、民主是主流;美国政府领导人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能够容纳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亲美联合政府，为此，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赴中国调停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在国内，经历了8年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国共两党的力量相对均衡，而国民党发动内战又没有完全准备好，因而造成国内暂时的和平局面。 面对这种局势，民盟于1945年8月15日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中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继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中国型的民主”方案之后，民盟中的一部分人对当时的局势以及对民盟所处的地位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们认为:“目前的局势是: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1]而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在中国实行中间路线。要在中国实行一种界于英美制度和苏联制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政治上，积极宣扬英美的议会制、内阁制，并提出要“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要用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同时要采取进步的社会保障政策以保障职工的生活，在农村则要实行“进步的土地改革”，以此来“造成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中国第三大政党”。民盟宣传的中间路线的实质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对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独裁政府而言，是绝不允许的，因此，从开始便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 中国共产党和民盟在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方面有着深刻的共识。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民盟代表即连续发表谈话，呼吁国共停止内战，迅速召开整治协商会议。1945年12月2日，民盟发言人指出:“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弭内战。”［2]12月24日，沈钧儒等人致函毛泽东，“呼吁立即停止内战，促进政治协商。”1946年1月10日，民盟以第三大党的身份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以张澜为首的民盟代表在与会期间同中共代表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从而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项协议。在政府改组问题上，“罗隆基主张改组政府要有共同纲领，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执行机关要真能执行”。［3]P406关于军事问题，梁漱溟指出:“全国任何党派的军队都要整编，不是只要一个党交出军队，也不应把其他军队都看成就是国家的军队。”在宪草问题上，沈钧儒认为国民政府要“承认中共抗战的历史性及解放区设施的进步性”。 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国民党便公开破坏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同民盟一起作了坚决的斗争。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打伤了大会主持人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及政协代表郭沫若等人”，22日又指派特务暴徒乘机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 二、积极反对内战，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声援并参加反蒋的第二条战线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标志，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内战爆发后，民盟政协代表于1946年7、8月先后两次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坚决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内战的罪行。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更是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积极投身于反对内战独裁的第一线，因而于7月11日晚和7月15日下午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周恩来于7月17日在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民盟主席张澜于7月18日电责蒋介石，提出了包括要求废除特务机关，惩办凶手等要求。9月30日，民盟中央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书》，揭露了国民党杀人的真相并将其公布国内外。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国民党一党操纵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企图通过召开国民大会为其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披上“合法”的外衣。然而，除了青年党、社会党以及一些所谓的社会贤达外，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人士都拒绝参加。民盟表示:“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