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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不可抗力视角下的悬赏广告履行限制 朱 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上传时间:2008-6-30 悬赏广告是典型的单方允诺[1]，是债发生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法律中，悬赏广告的 适用主要体现在《物权法》第112 条以及《合同法》有关要约承诺的相关规定。在不可抗力情形下，常常出现民法所否认的“趁人之危”与索取悬赏广告赏金之间的矛盾，我国法律也 没有对悬赏广告的履行没有做出具体规制，因此在实践中易出现纠纷。在发生不可抗力视角 下，笔者认为，悬赏广告的本质是将义务权力化，旨在通过利益的激励，使相对人完成本来 没有义务完成的行为。[2]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相对人负有完成广告指定行为的法定义务， 就应该没有权利获得报酬。同时，由于悬赏广告法律行为的单方面性，也决定广告做出之时 相对人的不确定性[3]，这也是悬赏广告履行的必要前提。笔者认为，在发生不可抗力情形 下，对其行使应该给予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以悬赏广告的本质和前提为基础，而且应 该是区别其他民事行为的界限，具体来说： 第一，完成悬赏广告的相对人，应当是非履行其本质职责之人。按照契约说，悬赏广告 是向社会不特定人发出的邀约；按照单方允诺说，悬赏广告的相对人也具有不特定性，这决 定了悬赏的范围包括了负有法定义务之人和不负有法定义务之人。根据悬赏广告的本质，是 对本来没有法定义务之人给予利益刺激使之为一定行为的。针对本来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完 成悬赏标的的行为应当是职务行为或职责所在。悬赏范围如果扩大到职务行为，则违背立法 初衷，易于产生职业道德的败坏。但是，社会中的人常常具有双重身份，针对职业行为和法 定义务要区分情形对待：看相对人完成悬赏标的之时是否具有特定的身份。如果相对人完成 悬赏行为时身份为特定具有义务之人，则无权领取赏金，反之，则有权领取。值得注意的是， 人民警察职业的特殊性。根据《人民警察法》第19 条，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期间，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应当履行职责。因此，警察作为特殊职业，在职责范围内不论身份如 何，都不得主张赏金的领取。 汶川地震中，悬赏救助和悬赏寻亲、寻物的广告很多，针对完成广告标的的相对人要区 分对待。参加抢险的军队、红十字会、人民警察、武警、民兵及预备役人员等，在抢险过程中完成悬赏标的的行为都属于职务行为，原则上没有领取赏金的权利。但是有一点例外，就 是悬赏广告人在悬赏广告中事先做了说明，对职务行为依然给予奖励的，以上职务人员有权 取得赏金。对于自愿参与救灾人员要分情况而定：若其被整编在救助队中，有准行政编制的， 是同为职务行为；若自发组织进行抢险救助的，或没有准行政编制的，应属于无特定义务的 相对人，有权领取赏金。 第二，悬赏相对人的不特定性限制。悬赏广告这种民事法律行为的单方面性的特点，决 定了广告作出时相对人的不确定，如果出现的相对人与悬赏人就悬赏标的物已有另一债的关 系的存在，那就产生了重叠之债的情况，在法律未确定效力高低的情况下应当为先前的旧债 所否定，悬赏广告之债虽然发生，但悬赏人可以不履行支付义务。[4]这主要是针对《物权 法》第 112 条的限制。行为人在悬赏人悬赏之前就已得到悬赏之物，而且知道其明确归属， 却意欲占为己有，在民法上已经形成不当得利，而后因为悬赏广告的出现才交出悬赏之物并 欲求赏金，在此形成了不当得利之债和悬赏广告之债的重合。如认可此时悬赏广告之债，则 会承认不当得利之债的违法性，显而易见，这是违背法律初衷的，因此，被法律所否认。笔者认为，在悬赏广告相对人早已确定的情况下，悬赏完成人无权领取赏金。但是，悬赏广告 人负有举证责任。 汶川地震中，因地震和混乱产生的遗失物、被埋藏物很多被人拾得。有相当部分的占有者明知物的归属，却等待失主的报酬（悬赏），对此类情形，不应以悬赏广告论处。此类而已占有者已构成不当得利或侵占，因此无权领取赏金。但是悬赏广告负有举证责任。 第三，戏谑行为不是悬赏行为。法律之所以赋予意思表示以法律效果，主要是因为表示乃是 将意思做无误的表达。[5]如果意思表示有瑕疵，那么将必然会影响到法律行为的有效性。[6] 戏谑行为又称“非诚意表示”，是指“谓预期他人不为其所误解而佯为之意思表示”，[7]因为缺少效果意思和表示意思的特殊性，属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各国立法均给予豁免[8]。 戏谑行为与悬赏广告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真实的效果意思。对于真实效果意思的考量是 非常复杂的，需从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考查“对价”是否具有合理性；其次考查表示行为是否具有“严肃性”；再次考查表示之时场合是否正式；最后需要以“理性人”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衡量来确定表意人是否具有真实的效果意思。发生不可抗力情形下，对此类考查更要谨 慎。 汶川地震中，丧失亲人之痛使很多遇难者家属悲痛欲绝，在亲人下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