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宠儿》中的母性伦理意识.docxVIP

莫里森《宠儿》中的母性伦理意识 《检察官》不仅是托尼莫里森关于奴隶罪行的动人之作，也是对母亲作为伦理主体的重要文本。不少学者注意到该小说以极端的母爱表现形式对传统的母性进行了颠覆, 如恰克拉瓦提 (Radha Chakravarty) 认为该小说是对女性多样性存在的认可及对程式化母性的摒弃 (13-20) ;德米特拉科普拉斯 (Stephanie A.Demetrakopoulos) 指出该小说体现了“唯有母性的死亡才能带来母亲自我的生存” (58) ;凯撒 (Terry Paul Caesar) 甚至强调母亲与奴隶具有同等身份, “完全可以想象母亲杀死孩子是为了保护自我, 因为她感到自己受到她[女儿]的奴役, 而非仅仅因为想把她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 (113) 。这些讨论极为可贵地看到了母亲成为主体的重要性, 体现了女性主义者建构母亲主体性的热望, 但同时回避了这样的问题:以弑婴的暴力行为获得自我的母亲如何免于遭受孩子同样的暴力行为 (弑母) ?作为伦理主体的母亲需要克服怎样的阻力才能赢得自己作为个体的身份?这正是莫里森在《宠儿》中着力探讨的问题。 莫里森早在1985年向内勒 (Gloria Naylor) 解释创作《宠儿》的缘起时, 说她注意到“女人爱她之外的东西胜过自己”, 她感到这是女性非常高贵的地方, 但也指出, “有趣的是, 对我们来说最宝贵的东西也往往是让我们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