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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当卢的四神纹饰 南昌司马迁的陵墓是“2015年中国发现的第一位考古发现”。除了美丽的陵墓，还挖掘了数十万个珍贵的文献，如青铜、金器、陶瓷、乐器、乐器、纺织品、陶瓷、竹芽和木轴。它的数量和类型是中国汉墓考古的最高类型。这些工艺精湛、纹饰精美的器物，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研究价值，既可看成是一部器物史，又可视为汉代的视觉文化史和图像史。其中，在主墓西侧，考古人员还挖掘出一座带有真车马的陪葬坑，占地约80平方米，这在我国南方地区尚属首次发现。车马坑出土大型木质彩绘车5辆，马20匹，文物3000余件。这些文物，制作工艺极其考究，价值极高。其中当卢有80余件，式样纷繁，有圆形、圆叶形和长叶形，材质有铜制、银制、鎏金等。尤其是两组青铜错金银当卢，更是精美绝伦。这些当卢上的四神纹饰，包含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新因素，与文献记载的四神形象不一致，也与汉画像砖的四神纹饰差异很大，修正和丰富了传统图像志的主题。尽管学者们关于四神当卢图像的认定存在共识，但是关于它们之间关系的解释却存在严重的偏差。因此有必要做深入的图像学考察。 一、 汉画中的四神图像 对同一图像，学者们常常会推出不同的解释，把绘画中的某个成分识别出来是比较容易的，但由此而推出一种逻辑结构就相当困难了。 两汉前期，在一些地方的祠堂画像中流行某些有固定模式的图像，最显著的就是所谓“四神图像”。四神，也称四维、四灵、四兽等，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体系将赤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为二十八宿，并分别由四神(象)统辖(见图1)。象是中国传统星官体系最基本的概念，作为四个赤道宫的象征，最终形成了由五种动物组成的四组灵物，具有四种不同颜色，代表四个不同方向，并与二十八宿完成固定配合的严整形式，这便是东宫青(或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或鸟)和北宫玄武。 四神图像虽于汉前出现，但作为一种思想和观念的载体，并最终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符号，则在汉代。仅以2000年出版的《中国画像石全集》丛书为例，该书收录了绝大多数汉画像石资料，共刊出图版1776幅，其中四神图像便有199幅，比例远远超过同类题材，也超过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等人物神仙图像。可见四神图像在汉代的重要性以及普及程度。四神的确立，不仅反映了古人对“宇宙形态”的认识，更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淮南子·天文》和《史记天宫书》等书中对四象已有系统记载。北宫玄武为龟蛇交缠之象，在西汉宫廷建筑构件——四神瓦当上已有明确反映(见图2)。 玄武之名汉代之前已出现，如《楚辞·远游》:“时暧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属。” 此外，河南上村岭西周虢国墓出土的一面铜镜背面所铸有鸟兽图饰，分别居于四个方位，与汉代盛行的四神铜镜有着模式的同—性，只是北方之神是一只鹿，应是北宫之象的早期形式(见图4)。 而位于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时期M45中的大型龙虎蚌塑，则透露出四神图像的要素早在史前末叶即已出现(见图5)。 潘诺夫斯基的研究确立了图像学分析在探究图像内容和意义转变方面的地位，将图像的意义与其背后的知识史相联系，对图像成立的文化环境进行探究，最终以图像作为特定心理或观念的象征体为旨归，从而揭示出“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一门宗教或哲学信仰之基本态度的根本原则。” 二、 基图像学的图像解读 我们知道，美术史上的重要图像不仅来自特殊的文化传统，而且进一步融为这种传统的有机部分。只有深入把握图像与特定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才能较为接近图像的本义，从而避免所谓“视觉的隐形”。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理论设置了渐进的三个层次。在他看来，图像作品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加以考察：最外在的一层为形式层面，关注图像中形象的辨认。进一步的图像解读为“图像志”层面，关注图像再现的故事，即图像的主题内容。第三个层次为图像学层面，关注图像的深层意义，探讨艺术作品与当时文化语境的关系。由客观描述到内涵分析，潘诺夫斯基这三个层面的划分实效显而易见。正如潘诺夫斯基的学生拉文(Irving Lavin)所说：“正是对于意义的这种不懈追问和求索——特别是在人人都认为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地方——使得潘诺夫斯基将艺术理解为与传统的人文学科(liberal arts)同等重要的思想业绩。” (一) 日本植物的结构 当卢，指“当颅”,是古代系于马头部的饰品，形式各异，大多放在额上部，不能遮住眼鼻。这种物件古已有之，《诗经·大雅·韩奕》中周王赏赐给韩侯的礼物中就有“玄衮赤舄，钩膺镂钖”诗句，郑玄笺为“眉上曰钖，刻金饰之，今当卢也”。孔颖达疏说，“钖，马面当卢，刻金为之。所谓镂钖当卢者，当马之额，卢在眉眼之上” 对图像进行文字表述并不容易，必需一定的“知识”,同时又得防范这些“知识”可能导致的遮蔽和歪曲。先看第一组当卢，这枚当卢经修复后，图像十分清晰，双龙交错，右龙伸出长舌，左龙无舌，当为雌雄之别。双龙盘旋形成四环，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