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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实验》从狱警到狱警 死亡实验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这部电影的起源是1973年著名的美国《家乐福监狱实验》。2001年，由德国导演菲利普西斯贝格（philipsendesba格）录制的电影被改编成电影，2010年美国再次将其改编成电影。电影的主旨意在揭示人在极端环境中的人性变化,引出更深层次的社会寓意。导演在坚持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运用戏剧化、具象化的手段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还原出来,影片中的角色鲜明而富有代表性,极力揭示出最为真实的人性,影片的结局虽然和现实的实验结局有所不同,但正是因为这种悲惨的结局才会更加将人性描写得深刻和发人深省。 一、 犯人以生故事 《死亡实验》中的大背景是一个监狱样式的实验室,实验博士杜恩将实验对象分为两个集体,即“狱警”和“犯人”,他们各自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遵循主办方给出的六项规定,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度过两个星期,在警报没有响起的情况下获得应得的报酬。但是,即使大多数人知道这只是一个模拟实验,但由于所处的环境较为特殊,所接触的人也较为繁杂,所以,看似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实验却将人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揭露了出来。 (一) 博鲁斯对影片主题的探讨 《死亡实验》中一共有8名狱警和12名犯人,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8名狱警可以适当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可以对犯人的过失做出“相应”的惩罚,正是被赋予了这样模棱两可的权力,所以,狱警就理所当然地将自己代入角色,8名狱警有着不同的性格,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以及博鲁斯的煽动,持有权力的一方日渐将人性中的黑暗面展示出来。 博鲁斯是人性黑暗的最典型代表,在影片的开头,他穿戴整齐,手中不离一个袖珍记事本,一直在忙碌地记着什么,而且在和人交往时也显得极其绅士,但镜头转向他的家中时,观众看到的却是一个被人嫌弃的敏感、脆弱而自卑的男人,他在外界的一切形象都是压抑着自我刻意表现出来的,影片从多个细节都对他的心理加以强调。在正式进入实验之后,博鲁斯被分到了“狱警”一组,内心的极度不安全感和自卑感在获得权力之后便想尽力抛弃,从而寻求一种并不牢固且变态的权威。实验规定只要不发生暴力冲突,警报灯不响,实验就可以继续,而这种含糊的规定正是为狱警们营造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当第一次博鲁斯对犯人做出暴力惩罚30分钟后,警报并没有响起,第二次又没有响起,所以,此后他们认为这些惩罚都是在规定范围之内,并没有什么不妥,权力愈发膨胀。博鲁斯的自我满足感越来越难以实现,他很快成了狱警的头目,惩处犯人的方式也都是他想出来并坚决要实行的,不允许别人违背他的意愿,而此时,杜恩博士却对这些暴力事件视而不见,纵容他们的行为,直到最后发生了难以控制的冲突后,所有的实验者才如梦初醒,意识到一切只是实验而已。 《死亡实验》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反法西斯题材的电影,而观众从博鲁斯的人物形象塑造上可以看到希特勒的影子,希特勒在自传中就说到自己是一个服从别人的胆小鬼,所以当他获得权力之后就开始变得疯狂且变态,通过一切极端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影片中的博鲁斯正是希特勒的艺术化身。 (二) 狱警的人性变化 自由是很多艺术作品中永恒的话题,而在《死亡实验》中看到的却是大多数为了金钱或者生命放弃自由的趋同者,在“监狱”这种本身就不具有自由的极端环境中,人们心中原有的自由便被剥夺,即使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个为期14天的实验,但是,“金钱”却是他们心中无形的监狱,为了避免肢体接触,安稳获得劳动报酬,他们集体进入了一种“逃避”模式,暂时放弃自己的个性,放弃自由与反抗,这就是一种自我营造的逃避解脱的形式。 在实验正式开始时,被选中的20个人分成了对立的两个群体,即狱警和犯人,而且,犯人的名字要用编号来代替,这首先就是将人的个体性淡化,磨灭他们的社会性意识。在实验开始不久,不论是狱警还是犯人都没有将自己真正定位成所要扮演的角色中,直到77号不断地违反规定,挑衅狱警的耐心,这时狱警们才意识到该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且一定要杀鸡儆猴,对权力的沉迷让他们几乎丧失了人性,而即使在发生暴力事件后,杜恩博士并没有加以制止,这无疑是对狱警的行为的助长,他作为幕后的最大权威者的态度煽动了小权威者的行为,以博鲁斯为首的小权威者又激化了其他狱警的施虐性,并不允许他们脱离这个特定的集体,他们看似获得了自由,却做着身不由己的事情,走向另一种禁锢之地,影片中帮助犯人的一名狱警,事情败露之后便被赋予了犯人的身份,这就是剥夺自由的真实写照,而其他的狱警也是如此,想逃却逃不掉,只能走向人性的对立面。 与狱警相对立的犯人同样是逃避自由的趋同者,和77号犯人的敢作敢当不同,他们几乎都避免与狱警发生正面冲突,即使是真正进过监狱的犯人也不例外,连患有糖尿病的作家也是如此,他为了金钱和虚无缥缈的“飞人”连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没有任何反抗的意识,面对狱警一次次的暴行和虐待,他们只会委曲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