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尔德《雷丁监狱之歌》的艺术特色.docxVIP

论王尔德《雷丁监狱之歌》的艺术特色 1897年，威廉王二德（1854-1900）创作了一首具有强烈自我宣传的长诗《雷丁监狱》。这是他自出狱后至去世前所发表的唯一的一部文学性作品。这首以狱中生活经历为题材的诗歌，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犯过罪的王尔德唱给世人的一首忏悔之歌，以此求得社会对其的宽恕。相反，他在此以一名狱中的受害者身份，控诉了“监狱”非人道的管理体制和措施，给犯人心灵所带来的永久性伤害的罪恶。 这种弃美而逐丑的诗歌创作转向，表明王尔德已挣脱出唯美主义羁绊，进入到了现代主义的写作范式中。因此，解读这首诗歌的关键是要理顺王尔德所采用的叙事策略，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王尔德所作的一切都是为那些拘泥于字面解释他作品的人设下的陷阱”（qtd.in Robinson 299）。从王尔德的小说、童话到他的戏剧、诗歌等实际创作情况看，他的确喜欢在其作品中设置“陷阱”，且常常是一环扣一环地设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阅读王尔德的作品时，应尽可能地避免从其字面的意义上加以诠释。 一、 《民法典》5年第973年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王尔德之前，英国的诗人们一般喜欢在善与美的领域中发掘和构建诗意，甚少有人会把“监狱”作为审美抒写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说，王尔德是英国诗坛上开疆拓土的急先锋：他不但把“监狱”作为一个文学意象符号和审美体验引入到诗歌这一文体中来；更重要的是，他还揭开了笼罩在“监狱”这一象征神圣法制公器身上的那层神秘雾纱：“监狱里的大钟敲响，/颤抖的空气猛一震；/所有的监房响起的哭声/是绝望的无力呻吟——/栖身于沼泽的麻风患者/哭喊时就这样怕人”（《雷丁监狱之歌》282—283）。王尔德似乎想以自身经历昭告天下：狱中的犯人宛如一个个深陷“沼泽的麻风患者”，“哭喊”与“呻吟”都无济于事，只能在痛苦、无助中静候死亡的钟声。显然，王尔德触及了一个人们平素甚少触及的禁区——不仅是文学上的禁区，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禁区。王尔德以这些振聋发聩的诗句引发了人们对何谓“监狱”，以及“监狱”与犯人该是何样关系的思考。 自“监狱”这个词诞生以来，它就与有罪之人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说，监狱就是一所专门用来收拢并改造罪恶与丑陋，即让犯罪之人能改邪归正的特殊场所。王尔德对监狱的认识也曾是如此。1882年，当他以唯美主义信徒的身份去美国讲学时，曾参观过当地的一所监狱：“演讲结束后他们驱车带我去看一座监狱！这些身穿难看的条纹服的可怜人在阳光下制砖，看上去那么卑贱，这使我很感欣慰，因为我不愿看到一个罪犯长着一张高贵的面孔”（《奥斯卡·王尔德自传》35）。王尔德尽管对监狱这一机构没有予以直接地评说，但从其把正在劳动改造的“犯人”称为“卑贱”之人，并声称这种感觉令其“很感欣慰”来看，他是本能地遵从和维护“监狱”的权威的，即凡是被“监狱”设定为有罪的人，他也认为就是有罪的。这一立场一直持续到其本人也沦落成“卑贱”之徒中的一员时，才发生了改变。当然，也有评论从社会语境的角度分析，认为王尔德对当时英国监狱制度的态度并非在此时才有的，而是源自于当时一系列世纪末病态征候，尤其是在达尔文、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等人的学说出现之后（Kahn 815）。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转折点还是设置在王尔德入狱以后更为合适。 王尔德从备受社会尊重和民众追捧的宠儿变成令人唾弃的罪犯，与其同性恋人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1798—1945）以及道格拉斯的父亲——昆斯伯理侯爵（8 通过文学作品来寻找和推敲作者的不道德性，或者说把一位艺术家的创作视之为其反道德，即“恶”的证据链，这是王尔德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他在对这些无稽之谈予以彻底反驳的同时，还从创作的角度陈述了他一贯所遵从的文学原则：第一，一切的文学作品都只有美与不美、好与不好之分，不存在什么所谓的道德与不道德之别，即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不道德的书；第二，对一部作品的好坏可以从选题、主题以及写作方式等方面予以评价，但唯独不可以用社会道德来绑架文学，更不能“将一本书当成实际生活的片段进行批评”（《审判王尔德实录》56），因为文学的本质和特性就是虚构，正如他在庭审中一再提醒律师和法官说：“必须记住，生活与小说是两回事”（85）；第三，为了证明法庭一再质疑的那种爱——一个年长的艺术家对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发自心底的欣赏与爱护，与世俗人所想象的那种见不得人的不洁之爱并不是一回事，他不惜溯本求源，一直把这种爱的源头追溯到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以此证明这种爱的本身就是艺术的一个构成部分，是与“艺术禀性”有着“密切关系”（《王尔德全集·书信卷》下：26—30）。 然而，王尔德的这番陈述与辩解并不被法庭所认可。法官坚持认为这些作品有助于理解王尔德的真实道德观。文学与法律较量的结果，是王尔德最终以“最邪恶的年轻人构成的腐化团体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