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图书馆的影响.docxVIP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图书馆的影响 自2006年7月1日颁布以来，《信息网络通信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正式建立。“无传播就无权利” 1 该条例对图书馆的积极影响 1.1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现状 自从2001年10月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确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地位以来, 我国无论是相邻关系立法, 还是司法实践、社会舆论, 均存在对该权利保护水平偏高的问题 1.2 图书馆法定许可的制约 《条例》出台之前, 我国唯一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限制的法规是《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第三条的“法定许可”。但是, 图书馆以此法定许可使用数字作品, 无论是信息传播方式, 还是使用作品的类型都受到诸多制约, 而且法定许可使用费的来源以及付酬标准等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条例》则综合采用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安全港”等立法技术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限制, 特别是其第七条在我国著作权制度中首次对图书馆合理使用数字著作权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使图书馆可以在不经许可、不付报酬的情况下使用数字作品, 使“无权利就无传播”变成“有权利就有传播”。 1.3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 《条例》使《著作权法》抽象的法律概念和基本原则变成受法律规范的现实活动。新《著作权法》没有提供给图书馆等作品使用者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可资操作的具体的法律规则和相应程序。图书馆不得不冒着极大的责任风险去试探法律的底限, 而走在“守法”与“违法”的狭小缝隙之间, 任何不经意的闪失都有可能落入“法网” 1.4 为证明服务对象的行为存在过错 首先, 《条例》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三条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传输通道、缓存、存储空间和提供搜索工具的免责规定适用于图书馆;《条例》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的“通知和删除机制”也适用于图书馆, 在该程序中, 图书馆在“明知”了通知内容以后的态度和是否采取移除侵权材料或阻断对其访问的行动, 将成为法院认定其是否有“过错”的法律依据。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著作权人如果滥用通知给服务对象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次, 《条例》第七条也是一种“安全港”条款, 按照“三步检验法” (3-Stufen-Test) 理解, 如果图书馆“只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就不会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 而且只限于“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的特例, 如果图书馆“不直接或间接获得经济利益”, 并按照《条例》第十条第 (二) 款、第 (四) 款的规定行事, 就不会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其他合法权益, 就会进入“安全港”, 不致有侵权之虞。再者, 按照《条例》第十二条第 (四) 款的规定, 在图书馆信息网络上对计算机及其系统或网络的安全性能进行测试, 可以享有避开技术措施的免责。 2 该条例对图书馆的不利影响 2.1 数字载体使用的局限 首先, 《条例》没有满足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中提出的所有豁免要求, 即使对于“公益性图书馆局域网络信息传播相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例外”的建议也打了折扣, 使得合理使用仅适用于“数字作品”, 而对于非数字载体作品的合理使用, 被局限在“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的“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 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的小范围内。其次, 澳大利亚《著作权法修正案 (数字日程) 》规定, 图书馆享有有限的在线馆际互借豁免权 2.2 为维护信息公平、缩小信息鸿沟创造了条件 《建议》曾提出为图书馆设立法定许可制度的建议。《条例 (草案) 》第六条也赋予了公共图书馆开展远程在线服务法定许可的权利。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草案) 的修改意见》中认为, 该条款的进步意义是“为符合要求的图书馆提供馆藏图书的数字浏览提供了法定许可, 便于读者通过图书馆的网络阅览系统远程阅读馆藏图书。在不影响纸本图书销售的同时, 保障作者从作品的网络传播中获得适当报酬。为维护信息公平, 缩小信息鸿沟创造了条件。”图书馆界部分学者也就《条例 (草案) 》第六条阐明了赞同的观点, 并提出进一步的修改建议 2.3 混合式立法模式 “封闭式立法”是我国《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 其突出问题是适应性差, 弹性小, 滞后于技术的发展。面对新技术的挑战, 原本采用封闭立法模式的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 把这种模式与“开放式立法”结合起来建立起“混合式立法”模式, 比如1998年美国的《跨世纪千年著作权法》 (DMCA) 、2001年欧盟的《信息社会著作权指令》等。在《条例》的制订过程中, 我国也有学者建议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