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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监禁的刑罚效应论终身监禁的刑罚威慑效力基于美国三振出局制度之考察 一、 终身监禁可能具有有效的威慑效力 中国《刑法修正案》（第44条）第9款。对于严重犯下罪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况，在被告去世后两年内决定被告的赦免执行，并在其刑事诉讼两年后决定释放，不能减税和释放。”。这也被认为是我国刑罚体系中设立“终身监禁”制度之起源。 应当说, 在我国现有的刑罚体系中, 终身监禁是仅次于死刑立即执行的最为严厉的刑罚制裁措施。在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谱系中, 其无疑实现的是“从严”的刑事政策职能。而正如刑事政策制定者所阐述的一样, 之所以需要在刑事审判中实现依法“从严”, 原因之一就是“有效震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不稳定分子, 达到有效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事实上, 早在古典时代, 学者就对终身监禁可能具有独特的刑罚威慑效力展开关注。其中最让人广为熟知的, 就是贝卡利亚在其《犯罪与刑罚》中对以终身刑替代死刑的推崇。在论证终身刑可能具有比死刑更大的威慑效力时, 贝卡利亚论述道, 一方面, “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 不是刑罚的强烈性, 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 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 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 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想象”。而终身监禁能够使罪犯产生长久的痛苦, 提醒别人“如果我犯了这样的罪恶, 也将陷入这漫长的苦难之中”, 进而具有持续的威慑效力。 因此, 本文正从贝卡利亚对终身监禁的论述出发, 立足于刑罚威慑理论的一般原理, 对下列问题展开思考:终身监禁与一般的自由刑相比, 是否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这种特征是否会直接影响其刑罚威慑效力的发挥路径?其中, 在实证研究考察上, 本文以世界上适用终身监禁最为广泛的国家——美国的“三振出局”为制度蓝本, 以此回答两个问题:在终身监禁扩张适用之后, 犯罪率是否出现了显著下降?以及当潜在的犯罪人面临可能存在终身监禁的刑罚制裁时, 其是否会显著下降?明晰这些问题, 对于深入讨论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二、 终身监禁的威慑效力源起了两个方面:刑罚威慑的两重性以及是否可以实行刑罚绩效 所谓刑罚威慑, 是指刑事制裁使潜在犯罪人产生恐惧, 从而放弃或者减少犯罪行为。从这一定义出发, 我们可以引申出关于刑罚威慑的以下四个方面原理。 首先, 刑罚威慑的核心要件是利用刑罚对潜在犯罪人制造恐惧。这种恐惧的来源一方面包括刑罚造成的法律后果所施加给罪犯的痛苦, 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的对罪犯财产、生命乃至自由的剥夺;另一方面, 潜在犯罪人害怕刑罚所产生的社会回应而放弃犯罪, 也应当属于刑罚在发挥威慑效力方面的社会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 罪犯因为受到刑罚而家庭关系中断, 丢失工作, 被社会谴责以及由此给罪犯造成的心理创伤和经济损失。而这种刑罚威慑的来源具有两重性, 此将成为后文叙述终身监禁威慑特殊性的基础。 其次, 在刑罚威慑发挥效力的过程中, 在刑罚的客观属性与潜在犯罪人的犯罪决策之间, 存在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 就是潜在犯罪人对刑罚的主观感知。因为, 如果客观的刑罚属性不被潜在犯罪人所知道, 那么其自始不可能成为其犯罪决策的任何依据。而从刑事政策的角度, 立法者和司法者加重刑罚的严厉程度或者确定程度的情形如果不被其意图施加影响的对象所知晓, 其自始也不可能产生犯罪控制的效果。同时, 常常因为各种原因, 犯罪人对刑罚的主观感知并不能真实反映刑罚的客观属性, 在很多情况下, 两者甚至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而这正是许多刑事政策无法起到预期效果的根源所在。大多数潜在的犯罪人并不是法律人, 其接触刑罚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 因此, 当立法者或者司法者将刑罚变得更为严厉、确定和及时之时, 这种刑事政策的变动很难传递到潜在犯罪人的主观感知之中, 从而限制了刑罚威慑效力的发挥。 再次, 从刑罚威慑的作用对象的类型来看, 其可以分为一般威慑和特殊威慑。一般威慑是指刑罚对没有受过刑罚惩罚的一般社会公众产生的威慑效力, 而特殊威慑是指刑罚对那些已经受过惩罚的人产生的威慑效力。因此, 对于多数刑罚制裁措施而言, 其可以产生二重的效果:一方面, 刑罚使得一定的对象具有刑罚惩罚的经历, 因此, 在下次犯罪的实施时基于既有的经历而放弃实施犯罪行为;另一方面, 通过对罪犯动用刑罚, 又会使社会公众中的潜在犯罪人产生畏惧感, 进而放弃实施犯罪。 最后, 从刑罚资源投入和威慑效果的关系来看, 刑罚威慑又可以分为绝对威慑和边际威慑。其中绝对威慑是指给定一定的刑罚资源, 刑罚能够实现的威慑效果。因此, 绝对威慑是一个从静止、独立的视角看待刑罚威慑的效力。而边际威慑是指一定的刑罚资源的增加所能额外实现的威慑效果。因此, 边际威慑是一个动态、比较的概念。对边际威慑的理解, 必须放在一个整体的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