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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与南越王国关系新探 南越王是西汉在中国岭南建立的一个侯。其国传五代,计九十三年。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四月,南越国相吕嘉起事,杀南越王赵兴及太后和汉使者,擅自“立明王长男粤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 一 西汉前期中原与岭南地区的经济关系 秦汉时代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代。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除汉族外,还有许许多多民族,北有匈奴;南有百越。南方的百越民族,在汉代形成几个政治中心,较著称的是东瓯、闽越、南越诸王国。南越王国踞有岭南(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在南越王国里,居住着汉族,南越族,西瓯族、骆越族。史载,南越第一代王赵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越,役属焉,东西万余里” 政治关系。南越与汉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南粤王赵佗,真定人,原为秦将,随军南征杨越,任龙川令。秦末天下大乱,赵佗受南海尉任嚣的指使,封闭五岭,聚兵自守,以“法诛秦所置吏,以其党为假守”。秦灭,“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其次,从南越王国的政治制度考察,也说明两者的密切关系。南越国的官僚制度,是按照西汉王朝的诸侯国的制度设置的。据史书记载:南越国设有王、丞相、内吏、中尉、太傅 在地方上,南越王朝实行郡县制。文献记载说:赵佗始称南越王时统有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史记·南越列传》载:赵佗“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索隐》案:“谓佗立其所亲党为郡县之职或假守”。可见,在南越王朝的地方政权的官职设置上,也是仿效西汉王朝与南越王朝的郡县制度而设立的。 总之,从政治关系看,西汉王朝与南越王国的关系是密切的。 经济关系。汉王朝与南越王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汉王朝与南越王国有着密切的经济交流。这种经济关系,《汉书·两粤传》说得较为详细,云:“高后自临制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老夫处辟,马牛羊齿已长。……”《史记·南越传》亦有类似的记载。这说明,在汉高祖执政的时期,西汉王朝与南越曾有“关市”互通有无,中原的铁制工具及马、牛、羊等,曾大量输入岭南越地。又据《汉书·两粤传》记载:文帝时,曾送南越王“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上、中、下褚衣,师古曰:“以绵装衣曰褚。上中下者、绵之多少厚薄之差也。”而南越王也“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又据《汉书·地理志》云,当时岭南地区盛产犀、象、毒瑁、珠玑、银、铜、果、布等土特产,“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今广州)其一都会也”。晋人葛洪著《西京杂记》云:赵佗曾把岭南的特产鲛鱼、荔枝、石密等进献给汉高祖。所谓“石密”,是由甘蔗制作而成的,即冰糖。可见,双方的贸易关系是较密切的。 其次,从考古出土的资料考察,也证明双方的经济关系是密切的。就铁器来说,早在战国时已有少数铁器传入岭南地区。秦始皇统一岭南时,由于开凿灵渠工程的需要,铁制工具才较多地输进来。在南越国时期,大量输进“金铁田器”。根据杨式挺同志对广东出土铁器的考察,西汉早期,与秦汉之际相比,铁器种类由七种发展到十五种,增加一倍多,数量由十六件增加至一百一十三件,约增加七倍。其中工具十三件,增加十一件,约增长五倍。新增加的有斧、臼、镰等开垦与收割的工具。武器数量较多,达四十件,增加二十倍,种类由原来的二种增至五种,增长二倍多。生活用具达六十件,增长五倍。种类由二种增至六种,增长三倍 总之,西汉早期,中原与岭南地区是有密切经济关系的。 文化交流。西汉早期,南越国没有自己的文字。据《广州汉墓》一文的介绍,在广州发掘的汉墓中,经常可见到在陶器上刻印有“常御”、“居室”、“公”、“食官”、“众鱼”、“岩”、“侯”、“大厨”、“新口”、“药”、“阿斗”、“千仓”等。同时,在南越官吏墓出土有“文帝之印”字样金印文 这样,在岭南地区,经过几十年的“杂处”,汉、越两族,通过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取长补短、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在一些中心地区,已逐步接近,两个民族间的天然屏障正被打破,汉越的界限已逐步取消(边远山区、海岛除外),故为民族的自然同化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因而,在南越国内就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面对这股历史潮流,难免泥沙俱下,出现反对势力。 一种是强大的内聚力,强烈要求“附汉”、“内属”,这是以南越王赵兴和太后掺氏为首的。“太后恐乱起,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斋,为入朝具” 另一种势力,是要维护南越社会中反动、落后的奴隶制,反对“附汉”,反对“内属”,这是以南越相吕嘉为代表的。“其相吕嘉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