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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两次淹灭兵盟会的历史意义 春秋时期结束后，有两次战争结束。一次是在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五七九年),以宋国华元为中间人,约合晋楚两大国在宋会盟;另一次是在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五四六年),以宋国向戌为中间人,约合晋楚为首包括齐秦在内的十四个国家在宋会盟。两次弭兵盟会的主旨都是停止战争,和平共处。晋楚双方就这一目的达成妥协,妥协条件则是晋楚平分霸权,而“晋楚之从交相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在中国历史上,这两次弭兵盟会至关重要。 春秋以来,“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史记·周本纪》)兼并战争开始。公元前六五一年齐桓公首霸。桓公以后霸业中衰,楚趁机觊觎中原。晋文公励精图治,公元前六三二年,城濮一战,挫败强楚,遂继齐为中原霸主。楚庄王大略雄才,重振国势,于是又挥师北上,问鼎周廷,逐鹿中原。公元前五九五年,邲地一战,晋师败北,楚又一跃为中原霸主。除了齐、晋、楚外,秦国也频繁地参与了中原的争霸活动。秦数次东进受挫,“遂霸西戎”,亦为一时霸主。因此,齐桓以降百余年,中原战乱频仍,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各大国虽吞并了众多小国,扩大了疆域,但战争也激化了各国内部的矛盾。所以,至春秋末年,战争已成为各国的沉重负担,弭兵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第一次弭兵后,晋楚又在鄢陵打了一仗,双方都已是“强弩之末”。楚国兵败,众叛亲离自不待言;晋国虽是胜利之师,却由此引起了国内的动乱。三郤横尸,厉公遭弑,虽说悼公复位后,晋又曾“三驾而楚不能争”(《左传·襄公九年》),实质上已是外强中干,晋国内部早已是“君臣不相听”(《国语·晋语六》),各行其事,矛盾更加严重了。楚国败而得福,处死了执政子反,暂时加强了楚共王的地位。但由于吴国强大,从东方不断骚扰楚国,使楚国“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左传·成公七年》)。因此,楚也再无实力争夺霸权,弭兵时机完全成熟,于是又有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弭兵盟会。这次除了燕、吴、越等偏远国家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参加了。虽然在这次盟会上,“楚人裹甲”争盟,晋楚之间剑拔弩张,但从实质上看,这次盟会是卓有成效的。此后一百多年,中原战事基本缓和。各国的注意力都纷纷转到解决国内矛盾上来。在整个春秋战国史上,弭兵可以构成一个时代,成为从春秋到战国的过渡阶段。 弭兵的出现是由各种条件促成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春秋末晋厉公和楚共王时期,大国之间的土地兼并和瓜分已基本告一段落。当时经过春秋前期和中期的大规模兼并,只剩下十多个诸侯国,除了秦、楚、宋等国外,晋、齐、鲁、郑、曹、卫等多为周天子的股肱国和昭穆国。由于当时周天子虽内囊已罄,但各诸侯国名义上仍奉周天子为共主,霸主活动也仍须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因此对于周天子的“股肱”和“昭穆”势难做进一步的并吞。另外,当时剩下的各小诸侯国多依附较大的诸侯,形成以晋、楚、齐、秦为首的几个战争集团,大国要想做盟主、霸主,必须谨慎从事,笼络和安抚小国,不能轻易吞灭,“倘若不慎,必失诸侯”(《左传》襄公十一年)。所以,当时的霸主已经只能起到一个国际警察的作用,很难再兼并到土地。此外,战争还有争夺霸权及争夺中小依附国和划分势力范围、迫使各中小国纳贡进赋等目的。但是长期以来,中小国家在大国的蹂躏和盘剥下,“国家罢病”(《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晋楚等大国靠各中小国的贡赋也无法支付庞大的战争开支,“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菑(灾)也,将或弭之。”(《左传纪事本末卷三十》)因此,晋楚等大国不得不通过妥协来平分霸权。 其次,战争使各国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给各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战争中,入侵军队“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从湮其沟地,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人民,复其老弱,迁其重器。”(《墨子·非攻下》)“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左传·襄公八年》)人们甚至“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左传宣公十二年》)生活在春秋末年的老子,对此十分愤慨,认为战争是办丧事。战争加剧了人民群众与统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人民纷纷以逃亡和起义来反抗。春秋时期常常发生“役人”暴动和“民溃”事件,“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人民群众“从乱如归”(《左传昭公十三年》)。如当时晋国国都“盗贼公行”;郑国的人民群众在萑苻之泽起义;齐国“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左传昭公三年》),可以想见齐国当时压迫与反抗何等剧烈。而最具代表性的是以跖为首的奴隶起义。跖“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荀子·不苟篇》)。“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堡。”(《庄子·盗跖》)奴隶的逃亡和起义给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成为阻止奴隶主的兼并战争的重要因素。 其三,处在大国挟持下的各中小国也竭力反对战争。一有战争,小国首先被祸,特别是宋、陈、郑、蔡等国“使介居二大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