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2日北京市委党校校园所见天主教文物整理简报.docxVIP

2018年6月12日北京市委党校校园所见天主教文物整理简报 2018年6月，新发现的宗教文物由中共北京市委学校礼堂（以下简称“学校”）解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虽然此批天主教文物由于搁置时间较久, 清理难度较大, 但是其涉及墓葬文物种类繁多, 时间跨度长 (从清初到民国) , 而且其中墓碑碑主不乏一些天主教来华传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因此, 此次文物的整理与再现不仅是对党校校园内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 (史称“滕公栅栏墓地”, 简称“栅栏墓地”) 墓碑实物的补充, 改写了学术界的传统认知, 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天主教历史人物的个案研究, 从而得以发掘墓碑碑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贡献。 一、 利玛窦墓石墓图7 追溯此次新整理文物的来源, 必然涉及到栅栏墓地在经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后的演变历史。栅栏墓地自万历皇帝钦赐为利玛窦坟茔之所始, 便成为北京第一座来华传教士墓地 义和团运动使栅栏墓地遭遇前所未有的损毁, 整个墓地“焚堂决墓, 伐树碎碑, 践为土平” 新中国成立以后, 栅栏墓地产业转归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所有, 宗教活动并未受到扰乱。1954年, 北京市政府“拨款10万元并在海淀区西北旺划拨16亩土地用于安置神职人员和迁移部分墓碑。利玛窦等主要传教士的墓碑在原址上保留, 但只有存放权, 没有土地使用权” 该墓群座 (坐) 北朝南、三墓东西平列, 利玛窦居中、南怀仁墓居东、汤若望居西, 墓地四周围有砖砌花园 (墙) , 东西长18.50m, 南北长10.3m。南面中部留门口一处, 铁花栅门, 门口宽1.65m。三墓宝顶均为砖砌成, 长方形, 利墓高1.50m, 长2.40m, 宽1.30m。汤墓高1.40m, 宽1.20m, 长2.20m。南墓高1.45m, 宽1.20m, 长2.25m。三墓前均有碑, 形状相同, 长方座, 碑高2.70m, 宽0.94m, 座高0.60m, 宽1.2m (见附注) 。墓碑前有石质花瓶一对, 高1.45m。墓前西梯外有石虎一个 (形似明初) , 高1.20/1.25m;残马 (石) 一对, 高0.7m, 长1.50m;文士相一个, 高1.70m 其中记载到南、汤二人墓碑碑身中有断痕。直至1966年, 栅栏墓地为北京市文物。在动乱十年中, 利、汤、南三人墓碑就地放倒, 用土掩埋, 而较大石材被挪用作其他建筑用途 除三人墓碑独立成园外, 1983年北京市委党校校内“口字楼西侧空地系旧教堂遗址, 尚散放着一些墓碑” 而在东园碑林建成之后, 党校内还存有些许残碑、墓石及墓地附属建筑构件被堆砌在礼堂后部东北角围墙内, 这种状态持续长达三十余年。2018年6月12-13日, “市委党校礼堂南侧教室东侧场地及地下消防管线维修项目”的启动使得残存碑石以及墓地附属建筑物能够重见天日。通过初步整理, 墓地相关文物及附属建筑构件大约140余件, 其中包括诸多重要的历史文物,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天主教来华传教史特别是栅栏墓地研究的学术空白。 二、 墓葬形制及碑石加工分析 在此次新整理的文物中, 就重要程度而言, 当属耶稣会士闵明我、杨秉义、马德昭、陈善策、郑玛诺五人墓碑的再现。在《虽逝犹存: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一书中将郑玛诺、闵明我、杨秉义、马德昭四人放置于“栅栏墓地佚失的墓碑 (部分) ”中 在高第 (Henri Cordier, 1849-1925) 和包士杰 (Jean Marie Vincent Planchet, 1870-?) 的书中, 记载到栅栏墓地曾被称为古老葡萄牙人墓地 (Portugiesischer Friedhof) 。最初由于葡萄牙人享有“保教权”的绝对支配, 在利玛窦与汤若望墓地的南边相邻处, 葡萄牙人专门扩展了一片占地72亩的墓园, “这块墓地到最后竟成了南堂与东堂葡国传教会士最后之安息所” 中国代教省和法国传教团各有自己的墓地, 位于内城城外西北角。葡萄牙人的墓地在栅栏, 是明朝万历皇帝 (1573-1619年在位) 赠送, 用以安葬利玛窦的。后来陆续埋葬在这里的还有郎世宁、罗怀忠、聂若望、樊守义、费隐、闵明我、戴进贤、利博明、杨若瑟、麦有年、徐懋德、高嘉乐、罗雅谷、汤若望、索智能、纪理安、苏霖、南怀仁等;在此安息的捷克传教士有魏继晋、石可圣、艾启蒙、林济各、阳广文、鲁仲贤, 还有严嘉乐 (葬于16号墓穴) 。法国人的墓地远一些, 在正福寺, 是1730年买的。埋葬在那里的有白晋、沙如玉、殷弘绪、宋君荣、冯秉正、巴多明、陈圣修、安泰等。在北京地图上这两处墓地均用X标出。现在这两处墓地早已不存在了 五人墓碑的再现, 将改写整个栅栏墓地现存墓碑数量, 也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功绩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郑玛诺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后, 学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