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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与共谋者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再思考 一、 小农需要为小新事进的原因之一,但小农的命运却不稳定 在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导致了关于农民角色的讨论。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现代化模式注重工业化和城市化，具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力量，占领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空间，破坏和袭击了农村的环境和资源，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对。 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未来小农的命运时, 伯恩斯坦曾经指出, 面对市场和商业化竞争, 农民具有三种不同表现, 即“一些农民能够适应变化;另外一些农民尽量让变化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最少;还有第三种农民, 他们在积极抵抗这些变化”。 但是, 这就是对农民角色矛盾的彻底解释吗?我们认为, 答案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在谈到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时, 埃斯科巴曾经指出, 发展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 还体现为一种话语和权力结构的重塑, 而且正是通过这样一种不平等结构, 一些国家或群体被整体性划入“不发达”语境。 在谈到发展的深层次内涵时, 德尼·古莱曾经指出, 突破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观点或指标, 真正的发展应该被定义为彻底的解放, “这种解放的目的是要将人类从自然的枷锁中、从经济落后和压迫性的技术体制中解放出来, 从不公正的阶级结构和政治剥削者、从文化和心理异化中解放出来———总之, 从一切非人性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二、 分析开始：发展如何成为政府和农民的“共同目标” 1. 生命维持手段与农民成长的约束 在谈到“发展”一词的不同涵义时, 沃勒斯坦曾经指出, 尽管发展的表现方式有很多, 但是对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来说,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用来指称生物有机体的生长过程, 即一切有机现象以某种方式开始生命, 然后生长或发展, 到最后死亡。 当然, 之所以要强调农民在长期传统生活中求新求变的一面, 主要是因为从发展的基本涵义来讲, 作为一种主要的生命维持手段, 农民通过追求发展去满足自身的成长需求, 无疑是一种非常合理的路径和手段, 而这也是无论对发展持何种立场的研究者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因此, 这也是为什么在谈到发展本身是否是一种理想方式时, 德尼·古莱曾经指出, 不管世界各地如何从价值观上去判断这种方式的好坏, 但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共同点, 就是首先要着眼于维持生命, 因为“养育生命是任何地方正常人都珍惜的价值, 即使在有些地方会牺牲人命以使神灵息怒或父母溺杀女婴以求子嗣, 但他们会将这种毁灭生命的行为解释成为社区或家庭总体活力作奉献。” 阿马蒂亚·森的观点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引方向。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 他指出, 如果从目的性的角度来看, 发展的过程就是扩展人类自由的过程, 这些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但是, 反过来, 抛开这种目的论的观点, 以一种工具实效性的视角, 阿马蒂亚·森也认为, 上述五种自由不仅是衡量发展的指标, 同时也是帮助人们获得良好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方式, 即只有当人们政治上自由、经济上富裕、社会机会公正、信息透明以及保障完善时, 我们才可以说农民获得了一个较好的发展阶段。 2. “拿来主义”与“发展”的“共同契合” 当我们的研究对象转向国家时, 可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为什么也要发展?而之所以如此提问, 是因为一般来讲, 当我们将国家视作不同群体构成的概念形式时, 可能会说, 群体或社会成员的发展就表现为国家的发展, 但是斯考切波的国家自主性理论却告诉我们, “面对它治理下的各个从属阶级, 国家拥有自己的独特利益”, 首先, 从对外来说,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许多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是以一种要打破世界已有不平等秩序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而要获得这种挑战实力, 这些发展中国家一个主要的实现路径, 显然就是要通过发展使自己尽快强大起来。而要获得发展, 最直接便利的方式也就是“拿来主义”, 即通过向已经走上发达道路的西方国家学习, 以发展自己。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当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等人在审视桑托斯、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时, 就敏锐地指出其研究虽然指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是导致其不发达的主要原因, 但是实际上其替代政策却收效甚微, 这是因为他们开出的药方与西方发展道路实际上也是“大同小异”的, 即也是在发展工业化的大前提下, 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 追求技术的现代化、都市化、高消费以及一系列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如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的现代化提升等等。 其次, 从对内来说, 作为一种革命时期的动员力量, 宏大的远景规划与富有诱惑力的革命前景, 往往是革命阶级得以将无数底层群众“团结起来”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 一旦革命阶级成为统治阶级, 就不仅面临着要通过发展满足国内群众生存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