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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姑和她的香港抗日游击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热情支持并宣传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并以不同形式支持、参加抗战。据不完全统计，从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建立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先后有超过1000名港澳同胞、华侨爱国青年加入抗战队伍，此外，有4万多广东籍的华侨归国，直接投身抗战。 在这些抗日英雄中，有一支中共领导的“方姑游击队”，活跃在香港市区，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着卓绝斗争，而其领导者方姑又异常神秘。那么，方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在对敌斗争中方姑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时刻？她和自己的亲人为抗战又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和牺牲？本期档案揭秘特别节目——铭记，李涵为您讲述：方姑和她的香港抗日游击队。 　　 传说中的“方姑”是一位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香港女侠。她和她的游击队编印《地下火》，散发抗日传单；炸毁铁路桥梁，破坏敌人军工生产；他们秘密收集情报，通过特殊渠道送达美英盟军指挥机构，积极配合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一度将他们视为心腹之患，日本宪兵曾数度倾巢出动搜捕“方姑”，但最终不知“方姑”去向。 其实，“方姑”是一位瘦弱文雅的年轻姑娘，原名孔秀芳，后改名方兰，1921年生于香港，香港沦陷前在学校当老师，1938年，方姑被选为香港儿童团总团长，同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香港后，方姑撤离市区来到新界，担任港九抗日游击大队女子队长、干部队长。1943年潜回香港，组建市区中队，战斗至日本投降。 方姑有一位非常关心爱护她的母亲——冯芝。自从“方姑”在香港组织地下游击队之后，方姑无论去哪里，冯妈妈总跟在身边，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前后左右，一旦有危险，就会像母狮一样扑上去保护自己的女儿。冯妈妈跟着女儿执行过几次任务，方姑常去的几个接头地点和联络人，她全都默记在心里。后来，方姑队长和几个联络点之间传来的消息、信件、情报等等，往往都由母亲来回传递。可以说，母亲是市区中队最忠实可靠的交通员，也是不在编的游击队员。 有一天，方姑家邻居的女孩阿四挎着一只盛满了“中草药”的竹篮，来到了方姑的妈妈家，说是要给药材铺去送药材。阿四姑娘是游击队的交通员，她说的“药材”其实指的是秘密文件，而“药材铺”指的是游击队员伍惠珍家开的“伍记药材铺”，是方姑队长直接的联络点。中队部发给各地段各小组的指令、宣传材料或其它物品，各地段各小组向中队部报告的情报消息，都是在这“伍记药材铺”交接传递。这是游击队的核心秘密。冯妈妈知道任务比较危险，就说服阿四姑娘回家，自己承担起送情报的任务。 游击队员伍惠珍计算着日期，知道药材铺今天要来人“送货”，就坐在店里静静地等候。终于冯妈妈来了，两人进了后店，伍惠珍把那些称作“药材”的草根树皮扔到一旁，取出一只油布包裹，放进柜子。又从柜子里取出几封信件，还有一张卷成“火柴棒”似的纸条，全都交给冯妈妈。伍惠珍指着那支“火柴棒”特别叮嘱：“这非常重要，要格外小心，搞不好要掉脑袋的。”冯妈妈将那根“火柴棒”装进贴胸的口袋，把那些信件放入竹篮，又将那些草根树皮覆盖在上面，藏得严严实实。两人不动声色地交接完毕，伍惠珍将冯妈妈送出店来。 冯妈妈回到家里，为谨慎起见，就找出一件夹衣，拆开一条缝，将那支“火柴棒”藏进衣服夹层，又找出两件旧衣服，全都放在竹篮里。然后，与阿四一起与方姑会面。 她们来到筲箕湾码头。突然，码头开来一队警察，由日本宪兵指挥，进行突击检查，说是检查，实际上是他们搜刮财物的一种手段，塞给警察几张钞票就过去了。冯妈妈非常紧张，她靠在阿四身后，从竹篮里掏出那些信件，迅速撕碎并掷入海中，然后挎着竹篮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但日本宪兵还是从旧衣服里搜出了那个火柴棒似的纸卷。母亲和阿四被捕了，这一天，是1944年3月17日。 傍晚，方姑坐在坑口海边的礁石上，等待交通员阿四由市区归来。随着夕阳西沉暮色渐浓，她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天已经全黑了，船已全部靠岸，却不见阿四的踪影。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方姑心中不可遏止地升起。游击队员陈佩雯轻轻地来到方姑身旁说，坑口归来的船家相告，在筲箕湾码头，日本鬼子抓走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方姑和陈佩雯，谁也不愿说出口。两人静静地坐在海边，等待天明。 天刚蒙蒙亮，两位女游击队员就登上一艘渔艇，由坑口至香港。约二小时后，她们从筲箕湾上岸，直接去了“伍记药材铺”。方姑得到证实，在母亲和阿四被捕后，宪兵从海军制船所抓走了提供情报的游击队员张咏贤。伍惠珍交给母亲的那只“火柴棒”，正是关于日本海军制船所的一份重要情报。宪兵截获了这份情报，追查到海军制船所绘图室，逮捕了张咏贤。 方姑当即指令各地段各小组，改变联络路线，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游击队员“大头九”提出了营救方姑母亲的方案。关押母亲的拘役所后面有一条沟渠，渠内有流水通往海边，可以摇一条小艇进去停在拘役所楼下，游击队从拘役所冲上楼去，将母亲用绳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