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阅读史.docxVIP

书籍史和阅读史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热门议题，这一方面是受到欧美早期相关研究的启发和稍后明清书籍史研究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与近代中国书籍、报刊的出版与消费热潮，以及相关史料的大量存在关系密切。从研究趋势来看，书籍史和阅读史相辅相成，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阅读史研究较为强调文本被接受和使用的面向，而书籍史研究更关注文本制作、出版与发行等层面的问题。具体在近代中国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兼顾出版物的生产制作、发行传播和阅读接受诸层面，立足于近代知识观念变迁的历史背景，探讨诸如革命、种族、阶级、性别和民族主义等关键概念的容受史；其研究对象也不局限于传统历史叙述中的“经典”书籍和报刊，而是尝试回归实际的历史脉络，梳理各种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比较注意在当时拥有较大读者群却不为后人所重视的各类出版物的情况。 惟此潮流之中，不少研究也存在选题相对缺少新意，主题和表达同质化、模式化等问题，并且其研究意义与价值也稍显不足，在延伸相关讨论、修正既有观点乃至提出新的解释路径等方面，仍然存在非常大的扩展空间。本刊收录的九篇专论，作者大多比较年轻，所收论文或为他们的硕士学位论文，或为本科学位论文或学年论文，各文或不乏稚嫩之处，但选题的创新性、开拓性却不因此稍减，这也反映了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深受中国大陆年轻学人欢迎这个现实。正是因为他们不断加入这个新兴领域，才使得有关话题在近年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或许这就是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近代中国的阅读史、书籍史研究，大多数仍然立足于精英层面。由于反映下层民众阅读状况的资料相对零散和稀缺，重构其阅读状况难度很大。毋庸讳言，这一现状不利于全面认识近代中国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在内的阅读史的整体面貌，也限制了学界对于诸如大众文化和集体心态等重要议题的探讨深度。有鉴于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加强相关史料的发掘、爬梳和整理，同时提倡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转换，努力从精英人士的论述中捕捉和挖掘下层民众的阅读史、心态史。 本刊收录的两篇文章，就体现了作者在此方面的努力。识字问题是研究民众阅读无法绕开的基础性课题，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识字标准的界定存在巨大争议，这一问题并未取得实质性推进。温海波《从杂字读物研究明清识字问题》一文另辟蹊径，提出近年来日常习见的民间杂字的发掘，为探讨明清以迄近代民众识字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契机。黄江军的《书写平民的历史：〈田家读者自传〉的写作与编辑》一文围绕之前学界不甚关注的《田家读者自传》这个农民自传的汇集文本，来探讨民国时期农民的阅读乃至自我书写自己历史的情况。 近代中国人对于西学阅读和接受的历史，是近代中国思想和知识观念变迁的关键内容，毫无疑问也是阅读史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不过，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在这一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具体发挥了何种作用，仍然具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也许正如陈寅恪所言，在西学东传的潮流之中，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并非“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之辈，相反真正有所创获者，往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本刊收录的孙煜的《清末民初的“西学在地化”——以〈泰西学案〉为中心》和王思雨的《“以旧学持身，以新学致用”：贺涛的阅读与思想》两文，都详细论述了这一主题。孙煜的论文主要考察了《泰西学案》等西学读本的编辑方式、出版销售及读者情况，指出此类读物将传统学术编纂体裁——学案体——应用于引介西学，充分体现了清末学人一方面崇拜、追摹西方文化，一方面也不自觉地立足自身知识传统对其进行重构和再生产。王思雨的论文聚焦于晚清官员、学者贺涛的阅读史和教育事业。贺涛的学术和事功，可谓一部分晚清士人在价值取向上“以旧学持身，以新学致用”的体现，在知识观念上接榫中西，并且客观上通过中学推动“西学在地化”的缩影。 阅读史和书籍史的研究视角更新，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学界传统热点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延展意义。本刊收录的专论中，有四篇可以归入此类。张仲民《基督教青年会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潘恩源《“先锋的先锋”：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出版事业》重新关注新文化运动的起源问题，集中论述了基督教青年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潘恩源的论文重点关注基督教青年会主办刊物的出版史和接受史。徐佳贵《“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地方化——以无锡教育界为视域》从白话文在地方教育中推广的“制度”和“界别”问题出发，重访了新文化运动在地方的传播与接受史。王琳《“卖国贼”的生意：“五四”时期上海〈新世界〉和新民图书馆的经营策略》一文则注意到了“五四”时期民族主义话语背后商业塑造的一面。 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及其论著，一直以来是思想史、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重点。近年来，阅读史和书籍史研究也开始逐渐关注这一课题，尝试从受众的层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唐益丹的论文《胡绳早期的史学创作——以〈二千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