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槃》的舞台实践与中国话剧的未来.docxVIP

《涅槃》的舞台实践与中国话剧的未来 王云明：《涅盘》出版后，它受到了不同层次和不同戏剧概念的观众的喜爱。它还继续上演，但还没有结束。可谓老幼咸宜,雅俗共赏。之所以获得成功,其中除了剧作者提供的深远而丰富的哲理内涵和鲜明而独特的人物形象外,则当归功于导表演艺术的不同凡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该剧的二度创作,完成并奠定了其在新时期话剧中的位置。 就创作方法而言,不论从戏剧矛盾的设置、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导演的总体构思与演员的舞台体现,该剧的主调无疑仍是现实主义的。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引进了意识流(如以狗儿爷的心态律动作为情节的发展线)、幻觉(如地主祁永年心象的显现与非交叉的对话)、象征(如狗儿爷的疯、门楼、手戳)等一些现代派的原理与手法。这样就使得戏剧场面既厚实又灵动,既统一又多变,有助于人物心态的剖示与剧作哲理意蕴的具象化,从而达到了审美与思辨的有机统一。就表演体系而言(以狗儿爷的饰演者林连昆炉火纯青的表演为代表),则是以体验的方法把握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与心态发展的主体脉络,同时又以表现的方法设计一些外在的表现形式,并运用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如陈大虎插入狗儿爷的内心独白)与中国戏曲的虚拟化(如跑圆场、空手掰棒子)等。这种体验与表现的有机结合,既深化了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和情感的体验,又强化了人物外在的形态体现和演员的舞台行动,造成了凝重、含蓄、灵动、鲜明的整体舞台风貌。这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体验与表现的有机统一,既来源于对话剧传统表演艺术的继承,又吸收了当代西方话剧发展的新成果和中国民族戏曲艺术的营养。这种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撞击,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因素,这种新的因素体现在《涅槃》中,表现为它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对传统的革新。 近几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西方各种戏剧流派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人们的视野开阔了,思路活跃了,不再满足于过去比较单一的传统模式,纷纷进行新的探索。这些探索有得有失,但总的说来是带来了中国话剧舞台的活跃与生机。作为外来艺术品种的话剧,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已经有八十个年头了,应当说,话剧已经成为我国民族艺术之一种了。作为一种民族艺术的新品种,中国话剧还处在青春期,其发展的前景正是未可限量。在我看来,中国话剧今后发展的源头应该是两个:一是继续输入外来文化,继续引进西方话剧的新成果;二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戏曲、民间歌舞中吸取营养。二者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融汇贯通,化为一体;不是混合,而是化合。这里的关键是民族化,即将外来的养分化入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自建院以来,在导演艺术大师焦菊隐的精心构思与全院艺术家的辛勤创造下,排演了象《茶馆》、《蔡文姬》、《雷雨》等一批中国话剧的优秀之作,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为话剧民族化、为创造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话剧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石。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随着人们当代意识的加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没有沉醉于过去的荣耀中,没有停止自己开拓前进的脚步,既排演了象《丹心谱》、《左邻右舍》、《红白喜事》、《小井胡同》等这类保持传统人艺风格的新剧目,也排演了象《绝对信号》、《野人》等一类与人艺传统风格距离较大的探索剧目。我以为,前一类固然是人艺风格,而后一类也不应排除在外,人艺风格也要发展,也要变化,事实上也已经在发展、在变化。但这种发展的步子迈多大,这种继承与创新的分寸如何把握,都需要认真研究和通过严肃的艺术实践来检验。在我看来,《涅槃》是这种探索、实践的最新的优秀成果,是“人艺风格”的新发展,是发展了的新时期的“人艺风格”的突出代表。 《涅槃》并非尽善尽美。就剧中的政治事件与人物命运的关系而言,似仍稍有人物跟着事件跑之感。若能将政治事件再往后推一推,而将人物的心态律动再往明处(现在有时暗转了)拉一拉,效果可能更强烈。就人物形象的塑造、性格的刻划与哲理的思辨,主体意识的渗入的关系而言,有时也有直露的地方(如结尾)。剧中除狗儿爷之外的其他人物的刻划尚欠功夫,尤其对陈大虎的刻划更显得捉襟见肘。对于狗儿爷,就多侧面多视角地揭示其情感的丰富性和心灵变异的曲折性而言,也并非已经穷尽。戏的结尾部分对新时期农村生活的描写有些流于表层。从舞台整体上看(包括舞美),在实与虚、体验与表现相结合的过程中,也不能说处处天衣无缝、水乳交融。 然而,尽管如此,《涅槃》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较之当前许多话剧创新之作,毕竟是进入了更高的审美层次,它标志着我国新时期话剧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我国新时期话剧探索、创新之路而言,《涅槃》的成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诚然,中国未来话剧的发展之路决非一条,但《涅槃》所踏着的新时期话剧民族化的道路,无异是十分坚实而宽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