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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私收、让钱给付消费者宋庆龄晚年的三笔钱 几年后，作为宋庆龄周围的管理者，我有机会从宋庆龄手中拿走三笔钱。 第一笔:组织上给宋庆龄1万元生活补助费 1978年12月30日, 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因经济拮据, 宋庆龄在上海家中整理物品的时候, 委托我帮助出卖了家中的一些物品。由于宋庆龄一直以为她所要卖的东西都是好的, 都是真品, 价值昂贵。结果, 当我找来旧货商店的人来对所卖的物品进行估价的时候, 结果才值2000多元。当我把情况向宋庆龄汇报的时候, 她颇为失望。杜述周 (时任宋庆龄的警卫秘书)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 立即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反映了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 组织上决定给宋庆龄生活补助费1万元。 1979年1月31日, 杜述周由京赴沪, 组织上让他顺便给宋庆龄带去那1万元现金的生活补助费。杜述周到上海后, 通过李燕娥 (因宋庆龄在寓所早有规定:除了保姆以外, 任何人不得进她的房间) 把钱送给宋庆龄, 并给宋庆龄附上了便条:“首长:我给您带来现金1万元, 请您收用, 以作每月开支不足的困难补贴。请千万收下, 这次不能再退还了。” 宋庆龄回函给杜述周说:“一万元我收了, 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 不过收到我所希望的百分之一!因此, 我只好收了, 因等用款子。”宋庆龄逝世后, 我在北京她家中整理物品的时候, 看到了这笔尚未动用过的1万元现金。 第二笔:国家财政补贴给宋庆龄5万元 与此同时, 中共上海市委在了解到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后, 及时向中共中央进行了反映。1979年2月, 叶剑英给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来信, 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人民币给宋庆龄。当时, 彭冲叫我去他的办公室, 当面交代我说, 这5万元钱交给你去办理具体的手续。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好手续后, 我立即向宋庆龄进行了汇报。宋庆龄说“谢谢”, 并表示她自己不管这笔钱, 交由我来管理。她还特意交代:“如果以后需要用钱, 我会写信给你, 你凭信将钱交给来人就行了。” 为了方便这笔钱的使用, 宋庆龄还让我去刻一枚名为“林泰” (宋庆龄经常使用的一个别名) 的印章。遵照宋庆龄的指示, 这枚印章也由我保管着。 一直到宋庆龄去世, 这笔钱也没有用完, 大约总共才花了1万多元。宋庆龄逝世后, 这笔余下的钱也是按照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会议精神, 转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保管, 并且再也没有动用过。 第三笔:中央决定给宋庆龄5万元慰问金 1981年5月宋庆龄病重。5月8日,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袁敬修打电话给杜述周, 告诉他:中央决定给宋庆龄5万元补助费, 由吴庆彤 (原为周总理值班室主任, 周总理逝世后, 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专门处理临时突发事件) 代表中央交给沈粹缜, 再由沈粹缜转交给宋庆龄。但是, 宋庆龄在得知这一事情后, 表示不接受中央给的5万元补助金。当时, 就只好将这笔钱暂存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科。 5月14日晚, 宋庆龄病危, 情况危急。根据组织上的安排, 在接到杜述周打给我的电话以后, 当晚深夜12点多钟, 我就到宋庆龄家里去了。15日上午我在宋庆龄家里楼下小客厅休息, 这时, 中央派来的吴庆彤进来, 他走到我身边, 交给我一张5万元的支票, 说:“这是中央给宋庆龄的慰问金。”我知道, 按照宋庆龄的一贯做法, 只有经过她的同意才能收下。但是, 这时宋庆龄已经病危了, 我就只好先代为收下这笔中央给宋庆龄的慰问金。 28日上午, 我接到上海市委通知紧急返回上海, 对宋庆龄后事的准备工作进行最后的检查。29日晚20点18分, 宋庆龄逝世, 当时我正在上海市委办公楼上, 20点45分, 总机急切地找我接北京来电, 杜述周在电话里对我说:“首长已经过世。” 经中央安排, 上海市的胡立教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赵祖康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 、沈粹缜、朱可常 (时任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副秘书长) 、陈维博和我一起于30日上午赴京, 参加宋庆龄的治丧活动。当日上午我在中办招待所再次见到吴庆彤同志, 因为宋庆龄已经逝世, 我想, 这笔中央给宋庆龄的5万元慰问金已经没有放在我身上的必要了, 就把这笔5万元钱的支票交还给他, 并代表宋庆龄感谢组织上的关心。 (摘自《文汇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