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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民众教化提高民族素质 在一个没有欺诈和趋势的和平世界里建设不良行为的劣势。除了那些需要制度和法律来规范不同阶层群体的行为外，加强社会教育和提高人民的基本素质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但是,如何才能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历代思想家则有不同的思考。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苏轼不仅在《上皇帝书》中全面阐释他“结人心”、“ 厚风俗”、“存纲纪”的教化理念,在《策别》中,更是明确提出欲安万民,必须“敦教化”的主张。为了能更深刻地解读苏轼社会教化观,我们有必要对他之前的思想家那些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警世价值的教化观,做概略的梳理。 一、 传统音乐文化与“教” 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发展与良好的世风密切相关,而世风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与道德水准。传统的中国是一个注重精神修养和生命内涵的国度,先秦的儒家就积极倡导修身为本。孔子《论语·宪问》首先提出了“修己以敬”的命题,认为只有“修己”,才能“安人”、“安百姓”。2514孟子亦强调人生的修养并有一整套做人的准则,如“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2710荀子《修身》篇更强调“见善修然”,云:“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10不仅如此,孔、孟、荀都十分强调礼乐文化对生命的规约,期望在礼乐文化的熏陶与规范中,使个体的存在臻于“发乎情止乎礼”、“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通过对个体人格的修身养性,既培养社会精英,又提高社会民众的整体素质与风尚。 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的礼乐文化对中华民族整体教化有着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也协调了大众生命存在的稳定状态。但是,现实中的人性必须面对各种诱惑及复杂的矛盾,社会的教化因之成了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永恒难题。历代思想家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也绞尽脑汁,提出了许多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其中说得最多的莫过于“治下先治上”。 孔子《论语·颜渊》说:“夫政者,正也。”2514《孔子家语·大婚解》又云:“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管子·君臣上》云:“夫为人君者,荫德于人者也”。234“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236《孟子·离娄下》云:“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2726西汉刘向《说苑·贵德》则论述得非常具体:“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157所有这些论述都将教化的表率指向集中到“上”的作用。君主的言行是百姓的榜样,官吏的言行是百姓的仪范,要想弊绝风清、民敦俗璞,必须先从上层做起,在位者率先垂范,“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才能使“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2858。如果先贤们的论述集中表明了“上”的表率作用,苏轼更认为,世风的好坏不但关乎吏治,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统治时间的长短,因而大声疾呼“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所以,“爱惜风俗,如护元气”10806。与先贤略有区别的是苏轼以上化下的社会教化观则主要指向对百官的教化与监管。 二、 《安民》部分 苏轼课百官的基本思路主要体现在他早年所作的《策别》中。《策别》虽为应考而作,却体现了未出茅庐的苏轼对国泰民安及政治改革的积极思考。全文共有十七篇四大部分,即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安万民》首句即言:“安万民者,其别有六。一曰敦教化。”所谓“敦”,即推崇、重视。苏轼认为欲安万民,必先对其实施教化。但在阐述他这个社会教化的主体思路前有六篇《课百官》开其先,从各个侧面反复论说对百官的教化与监督。 1. 以法服人,服从官员 苏轼指出“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241因为百姓乐于接受赏赐而害怕刑罚,他极力主张赏赐应自下而上,刑罚则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就应该在第一时间惩罚他们。“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而“今夫大吏之为不善,非特簿书米盐出入之间也,其位愈尊,则其所害愈大;其权愈重,则其下愈不敢言”。年轻的苏轼特别指出位高权重的官员违法对社会的极大危害,其锐气让人敬佩之至。对官员的督察,苏轼更强调公平、公正和以理服人、以法服人。因为用法而不服其心,即使是刀锯斧铖的严刑峻法,也有人无所畏惧。针对“刑不上大夫”的古制, 苏轼还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