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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统医学伦理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文化史的宝贵资产。它的许多精华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主要精髓 1.1 “爱众”与“爱商”、“宽猛相济”的职业追求 在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医德提出“医乃仁术”,认为医术是爱人、救治性命的技术,医学是济世、拯救人类疾苦的科学。 医乃仁术首先强调仁爱救人。孔子说:“仁者爱人”。我国第一部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中提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要求用医学“济群生”。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认为,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的是“爱人知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也强调:“人命至重,贵有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要求医家“志存救济”,“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医乃仁术第二强调平等待患。孔子说:“泛爱众而亲仁”。韩愈在《原道》中对仁的定义是“博爱之谓仁”。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医德提出要平等待患。孙思邈指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大医精诚》)。南宋医著《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要求医生“贫富用心皆一,贵贱施药无别”。明代名医龚廷贤也主张医家要“一存仁心,…博施济众”,强调“贫富虽殊,药施无二。”(《万病回春·医家十要》)。 医乃仁术第三强调要以精湛的医术济世救人。传统医德认为医家要实现仁爱救人的济世愿望,就要有高超的医术,而高超医术的获得,必须要有虚心好学、刻苦钻研的精神。龚廷贤在《回春录》中说“医者,生人之术也,医而无术,则不足生人。”徐春甫的《古今医统》指出:“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孙思邈也认为,医术是广博深奥、“至精至微”的学问,“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大医精诚》)。在中医发展史上也涌现出许多医学家,如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他们勤求古训、精究方术,以精湛的医术,实现仁爱救人、赤诚济世的崇高愿望。 医乃仁术还强调对待医术要审慎严谨、一丝不苟。孟子说:“无伤也,是乃仁术”(《孟子·梁惠王上》)。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指出:“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黄帝内经》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中也批评了“粗工凶凶”的草率医风,告诫医生对待医疗工作要本着对生命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切忌粗心大意,敷衍塞责。 可见,传统医德一直将医业看成是济世救人的事业,行医是在“悬壶济世”,而不仅只是谋生的手段。追求济世的崇高理想和仅以行医为谋生之途,这是两种不同境界的职业追求,两者必然导致不同的职业情感、行医态度乃至医术水平。追求济世的职业理想在传统医学实践中成为医家精进医业、不倦求索的强大动力,因为“夫以利济存心,则其学业必能日造乎高明;若仅以衣食记,则其知识自必囿于庸俗”(《临证指南医案》)。 1.2 “观己之心,观人之心”:“三己”,以己促医 传统医德认为,医家处理与患者的关系要注入浓浓的情感,对病家的疾苦能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这样才能感同身受、深切同情。孙思邈曾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大医精诚》)。元代朱丹溪诊治病人“虽雨载途,亦不为止”,并教育弟子“病人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字里行间洋溢着恻隐之心和深厚的情感。明代医家李天成说:“吾济于人者,若济吾母”。清代名医费伯雄也说:“我之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所以“易地而观则利自淡矣。利自淡则良心现,斯畏心生。”(《医粹精言》)。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这样才会对患者深切同情、真诚关爱,从事医疗工作凭借良心、高度负责,才不会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损害患者利益。这正如清代名医喻昌所言:“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医门法律》) 1.3 不忘“一”“机” 受儒家推崇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舍生取义的理想人格的深刻影响,传统医德强调以医济世而非以医谋利,形成重义轻利、廉洁行医的义利观。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对当时企盼权势、一心一意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抨击,他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他认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要求医者要不为名利所惑,不贪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