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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上海地方政府禁止迎神赛会的历史考察 作为一种大众信仰活动，欢迎协会具有全面的公民性、反规范、迷信和奢侈性。它对政府的权威和权力构成潜在威胁。禁止参加国旗比赛，规范人们的信仰行为已成为政治政府的内部要求。1894年6月,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即称“迎神赛会”为“冥冥一大漏厄”,号召当政者把它与鸦片一起禁绝。1912年,上海县民政长官在清明节前夕,特出示晓谕,称“无知者藉口逐疫驱瘟,而铺张扬厉,甚无谓也”,并科学地解释疾疫是由于“公众卫生之不讲,与鬼神无尤”,要求“务农者应努力春耕,其它各业亦当精勤乃业,谋裕民生,其可以有限之金钱,再投于虚无之地”。政府耐心劝导、民众对于革命前途满怀希望,“迎神赛会之举,光复后此风稍敛”。然而,随着北洋政府倒行逆施的复古行动,迎赛之风沉渣再起,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引起国府特别是国民党党部的高度重视。1919年到抗战前,上海地方政府禁迎赛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9-1927),从严禁到弛禁;第二阶段(1927-1934)“毁庙”与“崇神”;第三阶段(1934-1937)禁者自禁,迎者自迎。 一、 地方势力对地方势力的介入 辛亥革命后,新旧势力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上海鱼龙混杂,势力多元,关于迎神赛会的禁止与反禁止斗争也更为激烈,除了由于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民俗,变革难度更大外,地方势力的介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提前及时协同巡警弹压 1919年春,因前岁秋季丰收,为酬谢神灵,上海各地倡导迎赛者比往年更多,已定日期出会的即有定水庵、护海公、三庄庙、刘公祠、观音堂、社庄庙、东戚王庙七处。上海县知事沈实昌得知消息后,立即会同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饬令所属严行禁止。3月5日,淞沪警察厅发布布告禁止迎神赛会,“倘敢违抗,将定为首之人拘拿来厅从重罚办,决不宽贷”。淞沪巡警接到训令后,一面四处张贴禁令,一面召集各会首严令禁止,但有三处会首不肯出面劝阻,其中就有“声名最大”的俗称三百六十行会的社庄庙会。社庄庙地处浦东东南,与南汇交界,参加出会的团体众多,会首来自上海、南汇、川沙、宝山四县,如果社庄庙会一出,难保各处不争相效尤。因此,县署除请淞沪处护军使抽调陆军步兵,预备警力协同巡警弹压。3月15日,警署传讯社庄庙庙祝丁裕卿,要求其出具结停止赛会,丁裕卿以“崇信佛教,实由大众发起”,“非一人所能为”相辩,宁受拘禁,也不愿出外劝导停赛。当地绅董随即联名具保丁出外,并请示徐厅长出示晓谕,禁止出赛。4月9日,淞沪警察厅派兵亲临社庄庙,准备禁阻社庄庙会。洋泾绅董刘、潘二人以“人心皇皇,讹言四起,……深虑酿成祸变”,力请当地警佐呈明上峰。第二天,兵士撤回原防地点,“人心始定”。 在迎赛之前,政府不断发布禁令,并动用警力拘押组织者,但民间阻力强大,更有地方乡绅的暗自帮助,结果是政府释放赛会组织者,撤回警力。在预禁阶段,政府很快丧失主动权,赛会势在必行。 从“声言破裂警局”到“剂策” 4月11日,社庄庙会如期举行。自清晨六时起巡游至晚折回社庄庙,各种抬阁、托香、戏剧、杂耍等等应有尽有,市面热闹异常,盛况空前。淞沪巡警忙于应付由焚化纸锭造成的火警,因语言不通,骑警周纪胜被乡民殴伤。4月13日,浦东吴家厅照例赛会,当地警署派巡警前往禁止,乡民强将神像舁出,造成巡警与赛会乡民冲突,巡警开枪,乡民以砖石与巡警对抗,四位乡民受枪伤,群情义愤,“声言拆毁警局”,在乡绅刘某的劝导、排解下,巡警准其迎神出赛,“并令沿途切勿滋事”,庙会继续进行,巡游至次日凌晨两点。事后,各会首集议以“信教自由,载在约法”为由,公举代表赴法庭起诉。这时,又是刘某派人四出劝导乡民静候解决,在多位乡绅的调停之下,警署与赛会乡民达成协议,乡民不再起诉开枪巡警,警署也不再追究社庄庙赛会中骑警被殴一事。到了中元节和下元节,各警所索性担当起“沿途照料”的职责,这显然不是政府的本意。 政府虽然在预禁阶段失势,但并不意味着已经放弃对赛会的禁止态度。于是,在迎赛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政府与民众的冲突,这时,地方士绅再次“挺身而出”,以第三方的身份调停冲突,政府执法者的地位殊为尴尬,赛会继续向有利于民众的方向发展。 公权力对会域的态度变化 1920年清明节之前,淞沪警察厅再次布告禁止迎神赛会,劝导说:为首的“假托名目,敛钱自肥,而人民等终岁勤劳,所得几何?何必甘为所愚,将此有用之钱,费之于无益之地”。要求所属随时查禁,一体遵照。然而,由于前一年中元节、下元节时,三巡会已在警厅所在地的邑庙举行,警厅的禁令遂成具文。政府虽言之淳淳,社会上难保不熟视无睹,“复活”后的迎神赛会如沉渣泛起,再难平息。这一次的三巡会中,地方乡绅继续发挥作用,浦东张家楼赛会中,地方商团成功阻止了乡民与教民的冲突。政府碍于地方势力的强大,对于迎赛之事,“阳则出示禁止,而阴纵之”。除派警力沿途维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