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考古学科的起源与发展.docxVIP

中国现代考古学科的起源与发展 梁启超在1902年出版的《新史》中说，“从古代开始，由地理学调查了地下石头的发育，并称之为石头史”。他提出了十种“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的“他学”,前五种依次是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和言语学。到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即“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他最后提出,“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傅、梁的观点颇有近似之处,后者与前者的承续关系是明显的。联系当时中国学界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地质调查所在地质学、古生物学与史前考古上取得的突出成就来观察,便可知傅斯年所说的并非“新史学”的套话,而有其实在的语境和学术渊源。所有这些,与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传入中国的进程有着密切关联。尽管今日考古学是史学门类之下的一级学科,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现今所说的考古学知识便已随地质学译著的出版而逐渐影响中国学界,比新史学的提倡早了二十多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自然科学源头较多,其中最明显的应是地质学。 1900年后“新史学”思潮中有关考古学的言论,俞旦初早有介绍。地质调查所的数次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均有中国考古学史论著述及。李济、郑德坤、夏鼐在1970年代回顾和综论中国考古学史时指出了20世纪初西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对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的影响。《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和《剑桥插图考古史》在谈到中国考古学时,也略述了安特生等人的工作。近年陈星灿先生的著作所论最详,不仅分析了安特生的考古技术及研究方法,并讨论了他在田野工作中对地质学方法的发展运用及其局限。 不过,在探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渊源时,既存论著述及清末阶段时大都关注其与“新史学”的关联,与历史学不太相关的内容有意无意间被忽略了。这一现象大概是“倒放电影”式的史学带来的结果。本文拟探讨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地质学中关于史前人类遗存及发掘古物的观念在中国学界的传播,以及地质学与考古学的时代关联,兼及地质学对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以揭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因西学传入而出现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 地质、地层、统一技术的研究 19世纪西学进入中国,传统的舆地之学渐为西来的地理学所取代,并出现一些以“地”为首的新学科名称。如《海国图志》卷96译西洋玛吉士所著《地球天文合论》说:“夫地理者,讲释天下各国之地式,山川河海之名目,分为文、质、政三等。其文者,则以南北二极,南北二带,南圆北圆二线平行上午二线,赤寒温热四道,直径横纬各度,指示于人也。其质者则以江湖河海,山川田土,洲岛湾峡,内外各洋,指示于人也。其政者,则以各邦各国省府州县村镇乡里政事制度,丁口数目,其君何爵,所奉何教,指示于人也。此三者地球之纲领也,不可缺一。” 此后地文、地质、地政三分的说法多为人所遵循,而具体解说则不甚同。由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出版于1853—1854年的《地理全志》说:“夫地理者,乃地之理也。察地理之士,分文质政三等……其质者,有内有外:内则指地内之形质,或至广盘石,或至细泥沙,所有之层累,及其载生物草木之遗迹。而槁壤海底,常有变迁;外则指地理之形势,如水土支派长延,或州岛,或山谷,或高原,或旷野,或河湖,与洋海大气至性质流动,各处之燥湿雷电口翕铁之气,以及人民生物草木之种类。”谭嗣同也说“西人分舆地为文、质、政三家”,而其所言文家则近于天文地理学,质家略同于今日之地质学,政家相当于人文地理学。章太炎则说:“晚世言地员者,皆详于郡县沿革,而山川经纪弗详……最近始分地理、地文、地质三科,各有宗极,而亦相与参伍。”尽管各说不一,那时以“地学”、“地质”命名的书籍,都可能提及地层堆积、人类远古遗存等知识。 由华蘅芳笔述的中国第一部地质学译著《地学浅释》至迟在1873年已出版。该书共有38卷,其第10卷《论今时新叠层及后沛育新之叠层》,分为十数节,主要是关于远古人类遗存的发掘和研究状况,大致依从晚期到早期的时间顺序叙述。书中“以大里古柱、英吉利古船”一节,讲在“以大里不尔斯”海边发现石柱,考古者认为它就是名叫“西来必斯”的古代宫殿遗迹;而英吉利江口新层中发现的小艇及艇上所用之器则无法推知其年代;“太尼蛤蚌堆”一节讲在“太尼”海边岛上,常见螺蛤壳堆,高三尺至十尺不等,长一百尺至一千尺不等,推测其当是人为弃置而成,“好古之士每掘此堆以搜求古器。见其中并无金类之物,其刀斧之属皆以骨角木石为之。又见其中已有最粗之瓦器及木炭灰烬,并有兽类之骨。观其骨,知皆为野兽之骨,绝无马牛羊豕之骨,而有狗骨,知其时之古人已知火食而畜狗矣”。 而其“瑞西湖中古屋”一节,讲考古学史上著名的瑞士湖上村落,并指出“其土中古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