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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性质 一、 以危险方式侵犯公共安全罪的总结 （一） 人类社会是由众多的产业发展而产生 危险方法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它是指故意使用焚烧、用水、爆炸和释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方式。自工业革命之后，近代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发展着自己的工业，并由工业来引领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的发展对人类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诸多的不安全因素，使人们生活中充满了不特定的风险。这样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要求刑法加强对人们合法权益的保障性，是故刑法典在无法将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罗列出来的情况下，除了针对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常见的危险方法设置罪名以外，还设置了制裁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却不常见的危险行为的兜底性罪名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 行为性质的定性 由于这个罪名所具有的概括性和补充性的特质，导致刑法条文对于本罪的具体行为之结构方式缺少明确规定，其结果是造成“危害公共安全”这一限定无法确定本罪的外延。另一方面，本罪是重罪，起刑点位三年，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导致近些年来，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部分被判处此罪名。这说明，司法实践也呈现出对其扩大适用的趋势，近些年来，社会生活高度信息化，社会热点事件传播速度之快，反响之强都是以前未曾预料的。 将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最终定性为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用判罚较重的罪名规制社会影响恶劣的行为，以司法判决的结果解“众怒”，这样的做法也许得到更多公民的认可, 但从法学角度上值得探讨。对于有争议的案件特别是刑事案件，最基本也是唯一的认定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刑法典，而不应该是当时的民意。法律在制定之初就是为了做到有限的公平，这就意味着，法律一方面要限制公权力，防止公权力滥用而导致的重刑和肆意处罚，另一方面就要按照法律规定处罚，不以事件恶劣程度转移。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同一类型的行为定性应是相同的，不以犯罪情节而变化，犯罪情节所影响的应当是量刑。不能为了判重刑，而改变罪行的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庭长高贵君认为, “法律规定, 死刑要考虑主观恶性、社会后果等多种因素。其中, 社会后果严重只是判定的一个方面。”刑事犯罪破坏了应被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要平复社会关系同时预防犯罪，那么社会影响当然是量刑的考量范围，死刑最为最严厉的刑法对于社会影响最恶劣同时所触犯罪名有死刑规定的情况，当然可以判死刑。但社会影响涉及的只是量刑问题, 行为性质定性是不被这一点左右的。由于刑法规定的滞后性，对于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发生以后我们可以综合考虑，对于刑法条文做出修正。在刑法典未作变化之前，任何罪行都不能因为社会影响而改变定性。这是刑法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每个司法人员最基本的操守。 二、 结果危险性原则含义之一，主要有以下几种 我国刑法条文对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状规定是：“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在此条文中无法看出刑法所欲规制之行为的行为结构及方式上的特点，其结果就是“其他危险方法”的外延不够明确。那么危险方法的外延将无限扩大, 最终评判是否属于危险方法的标准只剩下危害结果的危险性，最终导致本罪成为口袋罪。基于“其他”的外延不明确，有的学者主张对“危险性相当”的行为进行列举，认为包括“私设电网、驾车冲撞人群、使用放射性物质、为报复社会而将突发传染病病原体传染给不特定多数人等危险方法”。还有学者主张对其进行描述，认为“其他危险方法”是与放火等危险程度相当，一经实施，就可能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方法。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此观点对“其他危险行为”的本质特征之内涵外延有更好的把握。 “其他危险方法”是一种兜底性描述, 但这不意味着兜底性条款就可以随意理解。分析危险方法必须从危险方法的基本属性入手。所谓“以危险方法”就要求“方法”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对此, 有学者提出危险方法的特征包括三个方面：1.方法本身的危险性，例如杀伤性、破坏性；2.方法的独立性，不须借助于特殊的外部条件；3.危害的相当性，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的危害相当。通过刑法的规定可以得出结论危险方法中“危险”程度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方法应该是相当的。另一方面，还要求危险方法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可能性较高。也就是在没有意外阻却的时候、在正常的事物发展逻辑状态下, 结果是会发生的。否则只要具有危险的行为无论有没有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都纳入考虑，是非常不合理的。 前段时间有部分学者支持将“三聚氰胺案”定性为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因为支持“结果危险性”的观点。认为“其他危险方法”不能解读为与“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具有相当危险性的行为，而是该行为的结果具有与“防火、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行为”照成危害性结果相似时就可以认定该罪。方式不需要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