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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原》象形字分类研究 《名园》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学者孙朱立德先生从书写角度总结并研究《甲金属》的著作。它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甲金属只挖了一段时间，并在项目刚刚发掘的那几年里。所以孙氏的研究颇具前瞻性, 书中对文字的分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即:每分析一个字形, 总是把它放到汉字发展的全过程中去考虑, 总要结合甲金文字、锺鼎彝器的具体演变根据被释字所处的阶段的特点进行具体分析。 关于材料问题作者在《叙录》部分也有谈到。即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金文、甲骨文、石鼓文、贵州红岩古刻以及《说文解字》收录的小篆、古文和摘文。 以上材料既涵盖了传统文字学所依据的金文和石刻文字, 又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考古发现—甲骨文, 为古文字考释引入了全新的材料。由于作者所依据的材料的新颖性, 故其古文字考释就与前人大不相同了。利用甲骨文考释古文字使作者观察古文字的眼界更加开阔, 为得出确凿的结论奠定了基础。甲骨文发现之前, 金文是古文字学家们赖以勘正的“最古形体”, 若想探求初文只能以石刻文字或金文为材料, 故结论便会囿于这两种文字形态的限制;再次对甲骨文与金文的比较使作者对古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有了新的见解。因为在此之前文字学家由繁杂的金文笔画得出古文字是由繁至简演变的结论。将甲骨文作为古文字的研究材料便会发现许多早期甲骨文不但不比后世的文字繁杂, 反而更加简略, 于是作者认识到古文字形体的变化是一个在繁简并存的过程。这一结论的得出归功于作者的新的研究途径;书中不乏作者对《说文》字体讹误的订正, 正是甲骨文材料的应用为字形说解提供的证据, 许慎所处东汉时期, 所见的许多古文字形业已发生讹变, 关于此, 孙氏提出:“李斯之作小篆, 废古籀, 尤为文字之大厄”。也就是说许慎的说解字义依据是一些已经讹变的字形, 因此《说文解字》中的观点有不少是值得商榷的。作者敢于不盲从权威, 向经典挑战, 并能持有确凿的证据, 这一点实在是后世学者所应继承的。 在《序录》中作者还指出: 通校古文、大小篆, 大抵象形字, 与画绘通, 随体诘诎, 伪变最多.指事字次之。会意、形声字则字母相检, 沿伪颇鲜。而与转注相互为例, 又至广博.其字或秦篆所不具, 或许氏偶失之, 故不胜枚举。而假借, 依声托事, 则又茫无涯埃矣. 作者认为象形字最早与图画性质接近, 具有“随体诘诎”的特点, 因此产生讹变的情况最为严重, 指事字其次。会意字、形声字的“子形”与“母形”可以相互检验, 所以产生形体讹变的几率相对较少, 而转注字的范畴很广, 假借字借他字的形体代表本字, 二者的形体讹变现象都不便于分析。这也就显示了《名原》对汉字形体讹变现象的分析, 主要是针对象形字的。 在象形字的分类上作者分了原始象形字、省变象形字和后定象形字三类, 这在象形字的研究过程中是开创性的。原始象形字源于原始绘画得, 具有奇诡难识, 不便书写的特点, 是汉字产生的最初阶段, 与古埃及、古巴比伦流传下来的原始文字具有某些相同之处;随着社会的发展, 为了克服原始象形文的种种缺点, 人们又运用多种方法对原始象形文进行了一番改造, 于是产生简化了的省变象形字;省变后的象形字进一步整齐, 象形的特性进一步被削弱, 汉字也就进一步失去了图画性, 是为后定象形字。 《象形原始弟三》部分是作者对象形文字的集中讨论之处, 这一部分作者分析了“马”“牛”“羊”“豕”“犬”“虎”“鹿”“象”等三十组文字。可以看出所考释内容多以表征动物的名词居多, 概由象形的特点所决定。象形是字形是依照它所表示的客观的外形画出來。字所代表的是有形的物, 作为一个詞, 它所记录的是名词。有些象形字只描摹客观物件的部分形体用来代表物件的整体, “牛”、“羊”等字虽几经简化依然可以看出先民在造这些字时的理念。 作者在《古籀撰異弟四》中又提出了“象形文”与“骈合文”的概念。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独体文”与“合体文”。在孙氏之前, 段玉裁即在其《说文解字注》中有“独体为文, 合体为字”的说法, 主要是就文与字的区别性而言的。但在具体的古文字考释过程中, 孙氏之前的文字学家总是将组成古文字的若干笔画误释甚至敷衍成一个字。作者提出象形文、骈合文这一对概念, 正是为了抵制这种错误。作者认为象形字从形体上是一个整体, 拆分后就不能成字, 只能得到若干笔画。骈合文的形体要比象形文复杂, 从结构上看, 骈合文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文组合而成的。孙氏所提出的这一对概念并不复杂, 只是古文字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小问题, 却体现了他认识古文字的独到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