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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 法政策上的价值:公共药物法的本质属性 在所有经济术语的翻译中，我担心没有一门语言比公共生活好的翻译更困惑。在作者阅读的中文文献中，至少有12种翻译，如表1所示。为了确定各种翻译的使用情况, 笔者将这些翻译分别设定为“标题”,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四个子库 (即除自然科学以外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库) 查找1911-2010年发表的相关论文, 显示标题超过100个的译名, 依次递减排列是公共产品、公共物品和公共品。碰巧的是, 笔者手边由国内学者撰写的财政学或公共财政学教科书, 也只使用了这三个译名, 见表1。本文试图回答:这三个译名是否准确地表达了Public Goods的本质含义?为什么高鸿业最早翻译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时使用的“公有物品”、杨君昌最早使用、吴俊培力荐的“公共商品”、王雍君和吴强倡导使用的“公共财货”、于力、林岗和杨志勇建议使用的“共用品”等译名没有得到推广? 译事有三难, 达雅信为先。1954年柯柏年在中央编译局总结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经验时指出:“信”就是忠实、正确地传达原著的思想、风格和精神。“信”是主要的, 不“信”就谈不上“达”, “雅”只是“达”的进一步发展。根据这一翻译标准, 我们可以把上述两个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 即上述译名是否忠实、正确地传达了Public Goods所包含的本质? 对于Public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