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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旧京山坛祠祭署燕王府所在地考析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消灭暴力战争时,有了“天下上最重要的大臣,而不是骨瘦如柴”的思想。立国以后,又进一步确立了封立亲王“以藩屏国家”的政策。最早被封王的是当时除太子标以外已经出世的九个儿子和一个从孙,第四子朱棣即后来的永乐皇帝,被封为燕王。
明太祖封诸王的时间虽在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但在此之前的洪武二年十二月丁卯(1370年1月4日),将赴任辞行的湖广参政赵耀改授北平时,已经有了“依元旧皇城基改造王府”的命令。
元皇城为三宫鼎立的布局,以太液池琼华岛为中心,太液池以东为大内,西面偏南为隆福宫,偏北为兴圣宫。“依元旧皇城基”改造的燕王府究竟是元皇城的哪一部分,明代官修书无明确记载,学术界也有不同认识:一种认为即太液池以东的元大内;另一种认为在太液池以西的隆福宫和兴圣宫。
明代王府众多,燕王府之所以为学术界广泛注意,实不仅限于燕王府本身,还与元大内宫殿是否被毁和明代北京宫殿的营建过程相关联。在这些直接涉及北京史的重大问题上,民国学者首开研究之先河,早期学者大多数认可历史上一些私家著作的记述,承认燕王府即元代西宫地;近年来通过新的研究又提出了燕王府即元大内的认识。随着考察范围的不断拓展,研究层次的日趋丰富,有必要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 北京祭祀中的旧臣
朱棣登极之初的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辛卯,“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系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荣。切(窃)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①。北平于明代改称北京即始于此。同年五月壬午,朱棣首先提出“旧封国社稷坛”升格的问题:“北京朕旧封国,有国社国稷,今既为北京,而社稷之礼未有定制,其议以闻”。由于没有典制可循,礼部和太常司会议称:“社稷皆有定制,考之古典,别无两京并立太社太稷之礼。今北京旧有国社国稷,虽难改为太社太稷,然亦卒难革去,宜设官看守,如遇巡狩之日,于内设太社太稷之位以祭”②。永乐帝遂“命依在京山川坛祠祭署例,设北京社稷坛祠祭署(南京江苏国学图书馆藏传抄本脱“署”字一—引者,下同)。”
永乐三年(1405年)五月庚戌,永乐帝下了一道诏谕:“命礼部铸北京内府(台湾校勘本脱“府”字)各关防印记”③,并于“十月庚辰,升前燕府纪善胡安为户科给事中,命给事中宋亨掌北京皇城勘合”④。这两人都是永乐帝做燕王时的府中旧臣。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自北平改为北京以后,永乐帝一直通过可能的方式把北京提高到与南京相同的地位,旧邸王城也改称皇城,作为北京内府。
二 关于永帝巡牧北京期间所御天殿的地理位置及立地条件问题
《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四:
奉天殿,永乐十五年十一月建。明典汇[臣等谨按]明史,永乐四年,诏以明年建北京宫殿。八年七月,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贺。十二年八月,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贺。则十五年之前已两御北京之奉天殿矣。盖明祖定大朝会正殿曰奉天。永乐时建都,遂仍其名,至是撤而新之,殿制皆自是年更定云。
按语虽以极简短的文字概述了明代北京宫殿的营建以及殿制的沿革过程,研究者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按语过于简练,至少有三个问题无法回答:1.“永乐四年诏”与“十五年之前已两御”之奉天殿是怎样一种关系;2.“八年”与“十二年”所御奉天殿是什么地方;3.“至是撤而新之”,是指将永乐帝巡狩过程中已经两次临御的奉天殿加以改造,还是异地另建并且“更定殿制”。
由于对史料记载认识与理解的不同,燕王府所在地一直在学术界颇有争论。笔者所以提出以上三点,是因为过去和现在都有研究者认为:永乐帝巡狩北京期间所御奉天殿是永乐八年七月以前就已经建成的大内奉天殿;又有研究者认为:燕王府本身就是元大内,朱棣巡狩期间所御奉天殿实际是由元大明殿改造而成。因此,永乐十五年以前所御奉天殿在什么地方以及它和永乐四年“营建北京诏”是怎样一种关系,就成了燕王府与明代北京宫殿营建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考有关历史,按语所云“八年”和“十二年”,正是永乐皇帝巡狩北京期间。北京由于朱棣巡狩而有“行在”之称。这样,问题的关键实际都集中到一点:即永乐帝巡狩北京期间,究竟哪儿是永乐帝驻跸的行在所。
现存明代官修书虽均未对燕王府的实际地点作出直接回答,但《明太宗实录》对朱棣巡狩北京期间所御行在所却有记载。因此,了解朱棣巡狩北京期间所御行在所的性质,应该是解决燕王府所在地的关键。
三 永帝巡牧北京期间所御天殿的变动
永乐四年闰七月,“靖难”重臣淇国公丘福等人提出了“营建北京宫殿”的动议。事实上,丘福等人的奏议完全是为了顺应朱棣本人的意愿。有关记载也证明,丘福等人提出“营建北京宫殿”动议时,永乐帝并未经任何讨论,就直接作出了对北京进行大规模营建的各项任命,同时确定了征役人员的赴工时间。这便是著名的“营建北京诏”。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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