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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尔政治对话理论的重构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点、中央理工学院教授；上海，200030。 面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 哈贝马斯在反思合理性概念的基础上, 提出了交往理论以克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从而实现社会交往的合理化。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因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性事业的捍卫以及对社会未来走向的积极思考而开辟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新视野, 但它在获得普遍赞誉的同时也遭到了广泛质疑。本文着重探讨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阿格尔是如何重建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 以期学界深入探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 阿格尔的主张:倡导人类的文化霸权 阿格尔的整个学术思想深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 他不但自称为“新法兰克福学者”(1), 也被道格拉斯·凯尔纳等人视为一位重要的第三代批判理论家。阿格尔在《公共生活批判理论:衰败时代的知识、话语与政治》 (1991) 、《批判的社会理论导论》 (1998) 与《延缓后现代:社会学实践、自我与理论》 (2002) 等多本专著中, 都论述过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阿格尔一方面肯定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 而只是比其他人更积极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也承认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因存在一些缺陷而需要被加以重建。在他看来,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局限: 第一, 哈贝马斯错误地批评了马尔库塞等人在新科技及自然解放方面的理想主义。众所周知, 马尔库塞在《论解放》等著作中指出了科学与技术不仅可以被正确的使用, 也可以被重建为解放自然与社会的工具, 相信美学之兴趣与爱欲之兴趣可以与工具性科技共存, 指出其方式是我们不再过于区分劳动的逻辑与反思的逻辑。马尔库塞等人的目的, 是希望复活人性及其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因为只有把所有的他者视为与人的主体性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 人们才能够非破坏性地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共存, 但马尔库塞等人的这种看法遭到了哈贝马斯的质疑。“哈贝马斯批评他们因把理解自然的方式与理解他人的方式加以混淆而走向了浪漫的理想主义, 明确表示社会主义者致力于变革的应该是人际交往与社会组织, 而不是那种借助于劳动与技术所作用于自然的物质变换方式。”(2)在阿格尔看来, “哈贝马斯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 不相信生产方式及其使用的技术合理性是可以被变革的, 而相信能被变革的只是政治的及知识的上层建筑。我认为, 马尔库塞同马克思一样没有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技术与交往加以分离, 希望变革包括人与机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概念之间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3)阿格尔最终还是倾向于马尔库塞等人的看法, 不同意哈贝马斯把涉及科学、技术与劳动的整个领域让与工具合理性, 认为哈贝马斯在开启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时没有充分评价把文本及技术加以解放的可能性, 批评哈贝马斯未能将批判理论的解放议程发展得更远, 从而删节了全面解放的议程。 第二, 哈贝马斯没有正确地对待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说的话语。一些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现代性的内在局限时, 抛弃了不完善的现代性而欢呼所谓的后现代性。哈贝马斯为了捍卫现代性事业, 针锋相对地批评了他们。阿格尔同意哈贝马斯批评很多后结构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不应该欢呼所谓的后现代性, 但他也认为哈贝马斯对待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有简单化之嫌。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所说的话语, 既可以出现在两个人之间的交往中, 也可以包括描述妇女的文学、可视的文化广告、科学期刊的版面等其他文化表现方式。阿格尔同福柯一样认为, 把这些话语解读为权力的争夺之地, 对那些希望理解当今稳固的、常常又是难以看见的意识形态本质的社会批判理论家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对批判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话语的概念化, 这不但扩展了哈贝马斯的交往概念, 也为人们提供了阐释学方面的工具与技巧 (如, 解构) 。人们可以利用解构来‘确认’这些话语, 揭露其隐蔽的假设与观点, 从而质疑它们。”(4)阿格尔指出, 哈贝马斯没有很好地处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为批判理论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所提供的重要见解与解释技巧, 从而忽略了话语理论及其对意识形态批判的解构模式。 第三, 哈贝马斯没有充分而严肃地考虑文化工业, 从而不能提出一种适合于理解当今各种文化话语及实践的文化研究。不可置否的是, 哈贝马斯希望保护各种来自于生活世界的日常生活文化免遭他所说的系统的殖民化, 让人们力图创造真正的公民文化以帮助重建被来自于日常生活外部的“殖民化”所完全阻碍的公共领域。阿格尔认为, 哈贝马斯利用交往, 也就是通过理想的交谈所达成的共识, 作为解决那些殖民化问题的办法, 远没有提出关于文化及文化霸权的充分思想。因为, 如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