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禅宗诗歌写作中的反讽修辞格.docxVIP

论禅宗诗歌写作中的反讽修辞格 在中国诗歌史上，古典诗歌与禅宗有着深刻的融合。印度佛教通过庄玄的渗透内化为中国禅宗后, 不仅影响中国士人阶层的人生理念、生活情趣, 而且对中国诗学、美学产生影响, 特别是唐宋以后, 经由禅悟感受过渡到艺术创作的直觉思维, 再到追求无言之美的诗境亦即禅境, 成了中国古典诗学中非常重要的观念。无论是以禅理入诗, 还是以禅助诗、喻诗, 都丰富了中国古典诗的内容, 并促进了古代诗歌审美理想的形成。在此种意义上可以说, 禅宗思想使得中国古典诗歌焕发出特有的韵致且妙音悠长。 对禅与中国古典诗歌上述千丝万缕的联系, 学术界很早就给予了关注。那么, 禅思传统与现代诗之间, 是否还继续保持着沟通与关联, 尤其是在“现代”文化语境下, 禅与诗是否依然互为缠绕、血脉相通呢?这是个值得现代诗歌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而禅诗一开始就在修辞格上呈现出的特质, 或许正是深入这个问题的比较方便的法门。 一、 诗的语言的超越性—禅诗修辞学意义上的反讽:“平常语”与“陌生化”的悖离 修辞学意义上, 一套符号代码两个意义层面 (字面义/实际义;表达面/意图面) 对立并存, 这个公式可以精确概括反讽的言义悖反特点。而反讽的关键问题在于, 这一套符号编码的两个意义层面究竟何者为主导。新批评的布鲁克斯将“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1), 他认为“诗篇中从来不包含抽象的陈述语。那就是说, 诗篇中的任何‘陈述语’都得承担语境的压力, 它的意义都得受语境的修饰。换句话说, 所作的陈述语———包括那些看来像哲学概念似的陈述语———必须作为一出戏中的台词来念。它们的关联, 它们的合适性, 它们的修辞力量, 甚至它们的意义都离不开它们所植基的语境”(2)。也就是说, 在叙述者公开表意与作者隐蔽意图之间的权衡, “语境的压力”是必须考虑的条件, 是语境的介入让词义发生逆向改变成为可能, 它开始旁敲侧击时, 反讽才跃跃欲试着以潜藏的言外之意颠覆文本的表层涵义, 并使作品内部矛盾又整体和谐。 禅诗写作一开始就呈现出“反讽”的特质, 因为它必须穿梭于由两个相悖离的语言追求构成的写作语境, 这便是禅的“平常语”追求对诗的“陌生化”追求的悖离。 无论是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还是释惠洪所强调的“诗意无穷, 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 追无穷之意, 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 谓之换骨法, 窥入其意而形若之, 谓之夺胎法” (《冷斋夜话》) , 诗的语言都是必须“存心机”以“陌生化”的语言。它“不是一种由特殊的偶然性决定的形式, 而是一种状态, 一种存在的程度, 或强烈性的程度。可以说每个陈述都被引向这种状态, 条件是在此陈述周围建立起一种‘沉默的边缘’ (marge de silence) , 把它与日常语言环境之间隔开, 但却不形成断裂。无疑, 用这种方法, 容易将诗与其他风格分清, 诗与其他风格只是在某些手段相似而已。风格是一种断裂, 因为它用歧异, 用独特性离开中立的语言。而诗的出发点不同, 正确地说, 诗是从日常语言内部退出, 其方法是采取一种———无疑多半是幻想的———深化或反射行动, 有点像吸毒造成的兴奋化感受。”(3)诗语言虽并不与日常语言断裂却需要隔开, 它“从日常语言内部退出”, 将日常语言推后为背景而使自己呈现出“前推”(4)景象, 对日常语言所营造的规范标准悖离的程度, 与其语言中诗的可能性成正比。 但是, 按照佛教的本义, 最高境界是不可思议、不可言传的。主张“以心应心”、直觉观照、一念顿悟即可成佛的禅宗 (即南宗禅) , 其基本语言观也是“不立文字”。它视语言、逻辑为纠缠禅理的葛藤与遮蔽本性的理障, “本性自有般若之知, 自用智慧观照, 不假文字”(5), 一旦转换成语言, 佛性就变成第二义, 与其“悟第一义”的旨归相违背。然而为了续道接宗、指示门径, 禅又不得不借助语言, 由此陷入语言悖论。“不立文字”也不得不退守, “一切经书, 因人说有”(6), “既言‘不用文字’, 人不合言语;言语即是文字”(7), 只是经书的本源应该到人的“自性”中去寻找, 而非相反。并且, 语言文字的本性也是“性空”, 因而既要“用”语言文字, 又要除去语言文字之障, 见月亡指, 从言句上悟入, “不空迷自惑”。尽管由“不立文字”发展到“不离文字”, 但禅宗的语言运用却别有深意。禅宗讲“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青青翠竹皆是法身, 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当下即是悟道。据《坛经》记载, 南宗禅创始人慧能, 家境贫寒且不识字, “请得一解书人”(8)题写偈子之后, 才得弘忍密授衣法, 而南宗禅传法主要在南部地区的山林, 其文化水平普遍难以阅读经典, 慧能南宗禅一开始就具有世俗化与平民化的色彩。为吸引下层平民和农民僧众, 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