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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震史料的编辑整理 自21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重大的突发性灾难。这不仅给当地人民带来沉重压力,也给该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其中以 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和2010年“4.14”玉树地震等地震灾害尤为突出。在悲痛之余,我们更要及时总结防灾救灾的经验教训,减少和降低今后灾害带来的损失及发生的频次。自古以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搜集辑录我国历史时期以来史籍与方志中的地震资料,编辑整理当前地震志书,可以为今后分析地震的分布特点、演变规律、受灾区域、危害程度、防灾措施、救助方式等提供重要参考。所以当前编纂《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等志书就显得极为必要。其实,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就非常重视方志中地震历史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初,李四光就曾提出建议:利用我国历史悠远的文献资料来研究地震,该建议获得了竺可桢等许多学者的赞同。之后我国开展了大范围的地震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其中各地方志成为最主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到目前为止,以各地的方志和历代史书为基础,整理出版的地震资料性书籍已多达百部,这些资料“给现代地震学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它使地震工作者能历史地分析中国地震活动的时空和强度分布特征与规律,勾画出地震区或地震带,确定各地区的地震基本烈度,为工程建设和防震抗震提供科学依据”1。而近年来为了给今后抗震救灾工作留下可供借鉴的史料,许多志书逐渐增列地震志,来整理各地当前地震研究、地震地质、地震机构沿革等内容,成为各地方志编纂中的新增门类。 一 第一次地震史料搜集和整理 方志本是详细记录一地历史地理情况的重要资料,早期的方志主要记载地方的建置沿革、山川风俗,偏重于地理方面,而对于包括地震在内的灾害记录则载之不详。清代康乾时期,方志逐渐向“一方之史”的方向发展,各地的方志也如史书般受古代灾异思想影响,增列祥异、五行等门类对地震、水旱等重要灾害进行系统整理。比如在雍正年间撰修的各省方志中就多有涉及地方灾异类的专章:雍正七年(1729年)谢旻修《江西通志·祥异》、雍正十一年(1733年)金珙修《广西通志·禨祥》、雍正十二年(1734年)觉罗石麟修《山西通志·祥异》、乾隆元年(1736年)岳濬修《山东通志·五行志》、乾隆元年(1736年)赵宏恩修《江南通志·禨祥》等。这些如禨祥、五行、祥异等篇章虽然在名称上有所差异,但内容都以收录各地灾情与自然异常为主。该类篇章在清朝中后期逐渐成为各地志书编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各地区地震的波及范围、灾情、赈恤豁免等详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就有学者认识到地震历史资料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当时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工程都需要依据建设地的地震烈度,而我国缺乏相关的资料。因此在1954年李四光提出建议:从我国历史悠久的文献中,辑录地震历史资料来制订地震烈度的想法。这一建议获得许多学者的赞同,因此在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我国开始了第一次地震史料的搜集。该项工作由范文澜、金毓黻等主持,研究人员用两年时间查阅8000多种历史文献,其中方志材料多达5000多种。竺可桢在1959年3月9日的日记中写到:“自1953年十一月成立地震工作委员会,即由历史三所搜集五千多种方志和三千多种文史集,找历史材料,共得一万次地震材料,于1956年十一月出版了《中国地震年表》,从周文王八年到1955年为止。”2虽然其所收方志资料仍不乏疏漏,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是新中国整理出版的最早的灾害史料类书籍之一,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地震史料书籍,其出版意义深远。全书共分上下两卷,近200万字,整理搜集了880余次破坏性地震的资料,竺可桢在该书序言中评价:“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本表之作,是为其阶梯”3。黎澍更是认为《中国地震年表》的出版,第一次为地震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4。而其中5000多种方志材料对该书的编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巨大损失,使得国家愈发重视地震灾害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加之《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仍有不少未能收入的重要资料。因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等联合发起,组织成立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又一次开展了大规模地震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具体由总编室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史料小组等多家单位合作,其中“各省、市、自治区主要查阅历代地方志,包括《中国地震资料年表》未及利用的若干善本和抄本”4。整理工作自1978年开始至1982年历时5年完成,最终编纂出版了由谢毓寿、蔡美彪担任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全书共5卷7册700万字,所收录的地震资料依据年月,起自远古,终于1980年5。该书是集全国之力编纂的地震研究工具书,直至今日仍然是我国最全面、系统的地震史料类书籍。《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